我的高考1987

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在县里领导高考工作的“芝麻官”。那天，我早早就起床了。其实用不着起这么早，这只能说明我内心的紧张和不安。因为高考，该安排的、该讲到的、该布置的，都做了，头天的动员大会上又发表了“重要讲话”，会后视察、走访考点、考场，又开了一系列的小会，我还能怎么做？凌晨5点就醒来，又过电影般地想了一遍工作，还翻了一下手机，唯恐漏了什么重要事情和信息。今年，我的工作与公务员再无交集，但依然睡不着了，我的高考却又一次重现眼前。

从我升到高三，考大学的状态才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从高一到高二，我并不算班里十分突出的好学生。升入高三的第一次摸底考试，我的成绩排在全班80多名同学的第37名。我们班应届生50多名，往届重读的30多名，合在一起上课。因为一个教室里放不下这么多人，学校就将两个教室中间的隔墙打通，成了一个长长的火车皮教室，坐在后面的学生当然看不见前面黑板上的字，那是正常的。

考30多名的原因一是本来我学习成绩就是中上等，能排在10名左右；二是有那么多复读生，他们第一次摸底显然比我“聪明”许多。但到第二次摸底，我的成绩排到19名，我的前面还有15名复习生。到了春节前的第三次摸底，也就是重要的期终全区统考，我考了第9名，我的前面有7名复习生。次年的两次摸底，我的位次前移到5至3名。1987年7月7、8、9日三天高考，我考了486分，名列全校第2名，这也是我三年高中生涯考得最好的一次。

那一年的那一天，我从家里装上馍和大葱来到运城。运城没有住处，就借住在我们村里一个在县水利局工作的人的办公室。晚上怎么睡的我忘了，只记得当时十分炎热，我浑身通透都是汗水。但蚊子们不嫌热，它们成群结队地来吸我的血。早晨起来，我的脸上、身上，凡是晾在外面的皮肤上，全是连片的、红肿的疙瘩。

三天的馍和大葱吃完了，高考也结束了。回到家里，母亲急慌慌地问我考的怎样，我说，不知道，得对了标准答案才知道。快对，快对！母亲急切地命令道。

这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记忆：那是7月9日的晚上，我家东窑的炕头上，在煤油灯豆火般的光芒下，凑着我和母亲的两个脑袋剪影般映照在墙上。其实，母亲并不识字，但她就像一名高中老师一样指着一道道题问我做的对错。我说这道对了，她忙不迭地说那好那好；我说这道题错了，她就唉声叹气、满脸愁容地看着我说咋办呀。

估分490分，实际考了486分，那一年的本科分数线是452分。

我考中了！填报志愿对所有农民的孩子来说，纯属给了瞎子一次看戏的权利。我们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知道。

我想来想去，觉得自己一个农村娃除了会读书剩下只会种地，除了认识粮食，还知道粮食那么便宜，农民那么可怜，我报粮食学院是不是更容易学得好一些？是不是将来参加工作后就能提高粮食价格？是不是就能让父母及像父母一样的天下劳作的农民过上好日子？对，就粮食！于是，我郑重地在第一志愿一栏里填下了“南京粮食经济学院”。其它志愿填的什么学校我忘了，但大体出不了“农业”、“粮食”这样的范畴。

当然，很快，南京粮食经济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就下来了，我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