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与医者

当有人谈到“三高”之类时，我会想起岳父大人。他还来不及患上那种病就去世了。说句大不敬的话，如果他能过上几天好日子，即便因为营养过剩而不幸，也是值得的。

辛亥革命那年，他出生于长沙北乡一个手工业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裁缝。小学毕业后，继承祖业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因实在无力继续升学。当他看到师兄被顾客打了两个耳光后，觉得做手艺人太“沤”气，不想再学手艺了。虽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除了父母，他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四妹”刚生不久就送人，母亲则进城当奶妈。日子穷，人手又不够，他十四岁不到，就娶了个九岁多的媳妇，就是后来我的岳母。他们一家正愁眉苦脸时，湖南农民运动正如火如荼。我们平常爱将“工农兵”联在一起说，足见它们之间的联系。他媳妇家是“农”，却是“菜农”，

同种田的不同。他家是手工工人，就离“如火如荼”更远。这就剩下“兵”。如果遇上“革命火种”就好了，可惜无缘。否则，他将有另外的人生。1926年他15岁，有个叫“王三疯子”的街坊作保，介绍他当了唐生智的“北伐军”。他并不因此觉得光荣，更不明白那就叫“革命”。转眼已到武昌城下，攻城四十多天，他就天天服侍当官的，因他个子矮，没有步枪高，当的勤务兵。对北伐攻打吴佩孚的部下没有贡献。尽管知道团党代表姓谢，但他当兵只为“吃粮”，且是小兵，就同革命少有关联。为了不“沤”手艺人那种“气”，北伐军到湖北广水后，他就请假回长沙不干了。人回家还得吃饭，又由舅父介绍到第二军的一个连队当采买。这期间，还同连党代表到醴陵招兵住宾馆两月，居然也未受到革命理想的熏陶。回武汉后，因唐生智印刷发行的钞票不值钱，他这采买四处卖不到东西，姓邱的连长不知是因见他人小可怜，还是自己贪污军饷心虚，没有按常规揍他一顿，只臭骂赶他出军营。武昌流浪期间幸好找到一远房亲戚，又介绍他到十三军的后方医院当看护兵，后派到药房洗瓶子、打开水、搞清洁。如果他满足于打杂，对药房里的学问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如果他脑子笨让人烦；如果没有司药主任李某的慧眼相识提拔；如果他脑子里只装父母媳妇兄弟，那些拉丁文字，各色药片，种种处方，就不会刻在脑际。可惜好景不长，1926年秋，医院解散，他又回到长沙。

人说“无湘不成军”，究其缘由，大抵长江、洞庭的浩渺烟波孕育的太阳神崇拜，导致了荆楚尚武的精神。但若高堂显赫，自身又腰缠万贯，你会去当要“命”的兵？所以，“湖广熟，天下足”，只对阔人而言。如我岳父的尚武只为肚皮者大有人在，何愁不“成军”？岳父三进三出“北伐军”，实非可称道的履历。

1928年，他考取长沙的站街巡警，不知他是否提警棍穿黑衣套警笛。因主要是“站”而不是“巡”，这便方便偷闲熟读“医书”，时不时瞟一下路人。警笛断然不能吹，那是自找麻烦。必要时也“巡”一下活动身子，随即喃喃自语背背“处方”。那样子，一定是自得其乐。这才是真正的“伪警察”。空闲时，去找相熟的医师、教师学习医术、英语、理化。到1930年，他已将基础医学和初步技术钻研到手。

为进一步掌握医术，他先后在杭州、蚌埠当军医，直至到伪23师军医处，从少尉升至上尉。这期间，伪23师大约在毛主席指挥“四渡赤水”时围剿过红军。当然我岳父不会直接去“剿”，倒差点被“剿”。他们部队被打散时，有个红军伸手去抓他，他头戴斗笠，一抓未中，便顺势滚下山坡逃走了。岳父于“文革”中私下对我讲这段经历时，我想，他若被俘就好了。但仔细一推敲，那也未必是好事。正如他是上尉军医却拿中尉薪水，一气之下，又回老家长沙。终于可开业行医，直到抗战爆发。

抗击日寇，人人有责。岳父的两个弟弟，先后去了前线，他于1938年在湘潭考入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的200师，任中校军医。后调入杜聿明任军长的第五军补充一团。到1941年已升任少校军医主任。在昆明养病期间，知悉大利被服厂正闹劳资纠纷，出于义愤，就执笔状告资本家。第五军特务马某与资本家勾结，将他关押，说他是共党要活埋。后经工人多方营救，始得放出。他就发誓不为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办事。其实，此乃书生之气。因他得知自己所在的第五军要入缅抗日，就毅然决然披挂上阵，等候出征。这也许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全因抗日的热潮所涌动，那是有传统历史文化根源的。哪怕他们只是个小人物。这可以从他及其父为子孙所取的名字露出端倪。从1938年到1960年，岳父所生的七个孩子，名字依次为：鼎（立国重器）、复、兴、盘（原贵族所用盥器，通盘）、彝（礼器总称）、社、共。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期望祖国独立，中华民族复兴，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坚如磐石，既拥护新社会（社会主义），又寄托于将来（共产主义）。

至于远征军如何遭重创，十万人只有四万人归国，那是史家的事情。我要说的是，岳父于1942年夏天北归途径野人山的遭遇：他因病躺在担架上，刚上完一缓坡，只听前后两个看护兵一声怪叫，就将他抛向草坡。我不知他是如何逃回国的。之后，上峰拟升任他为中校军医主任，他坚持不就。原因如他所说：“我一直在军队救死扶伤，他们却这样对我……那时实在太饿，就嚼了些随身带的人参，明知不行，结果……结果淌了好多鼻血……

离开军队后，打听到父亲和媳妇已逃难到贵阳，无钱赴筑城团聚，就在昆明当帮工、做店员，兼搞小生意。直到1948年得一张姓朋友帮助，才回到贵阳。不久，又患上肺结核，直到解放。

解放后，他仍操旧业，到1958年已是12级的高级医师。虽然直至去世，级别未变，没有一句怨言。

1963年9月我到兴义师范任教，他女儿在二中。我去信告平安，并说：迢递关山何渺远，归心几时赴归程？他来信鼓励我这未来的女婿：教师本是崇高业，奋翮应自遣乡愁。比起他的经历，我的这点愁绪，简直可以忽略不记。

1975年3月，他来信提及武侯祠的名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说此联“为主席赏识”，“主席分析政治形势，决不止于联语中的概念……而儒家只抓住白帝托孤，鞠躬尽瘁大做文章实在好笑。”

岳父的见解如何且不论，但他对毛主席的敬佩是毫无疑义的。

同年5月，他仿孙髯翁名联有二，亦可看出他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认识。且录一联，曰：

西南云气来衡岳，红霞乍展，闪金光照跃民间。想秋收起义，井岗会师，五次反围，长征万里，工农联合积成星火燎原。为抗日救亡，团结紧基本群众，去敌后游击，建立那铜墙铁壁，都凭作宣传主义，贯彻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日夜江声下洞庭，磅礴奔腾，似海潮荡涤砂砾。看砍头不怕，苦刑如饴，千人错杀，走脱一个，英雄犹在世间奇绩诞生。用步枪小米，打败它大炮飞机。待优势集中，攻破其深沟高垒，做到了解放农村，包围城市，革命胜利，建设成功。

这是家书，不是政治学习时的表态，也不是煞有介事的报告，乃是经历了甘苦之后的吐纳。

1977年，他因肺心病故去。“文革”中的美食，除了凭票供应的肉之外，就是盐菜鸡蛋汤。岳母养的鸡腌的菜。

他姓周，名天逸，字适然，乳名美刚——很可为他的人生经历作“注”。也可看作是小户人家的“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