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学纪事

我小时候的学校，就在我们村西头，叫孙凹小学。学校坐北朝南，有一个空阔的院子和几孔窑洞，窑洞就是教室。

学校只有三个年级，各有一个班，每班有十几个学生，都是本村的孩子。所谓的课桌，就是几块长条的厚木板，一丈多长，一尺多宽，用砖头支起来，排成两三排。凳子是每个学生从自己家里搬来的。老师就是村里较有文化的农民。全校就一个老师，给三个年级轮流上课，没课的班级就上自习。

入学条件也很简单，适龄儿童只要能从一数到一百就行。记得那时用来教孩子数数的，是一种叫“数不啷当”的自制教具：把高粱秆截成几十根一寸多长的短棒，再用纳鞋底的绳子串成佛珠一样。就是这些就地取材的土玩意儿，成了我们的数学启蒙教具，把我们顺利送进了学校。

印象最深的，是每天下午放学前在校园的地面上写字。因为买不起本子和笔，我们就用废电池里的碳棒当铅笔，把踩得硬实平展的土地当本子，从南墙根写到北墙根，约三丈的距离，写拼音，写汉字，写算式，写满了才回家。我们一排排蹲着的小小身影，不知送走了多少日落月升。

记得入学后第一次期末考试，我考了双百分，发了两张奖状，回家后开心地在床上蹦来跳去。父母多年后还常提起，止不住地笑。

课余我们还在校园东侧开了一块地，每人种一两种花木。有的种月季，有的种烧汤花。我种的是向日葵，因为它易种好活。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一早去“视察”我那块儿“自留地”。好奇的我，看葵花苗好奇地从土里探出小脑袋，“花面交相映”，都咧着小嘴儿。后来，它越长越高，须仰视才见。再后来，就见它骄傲地向着太阳扭转大花脸，娇嗔佯怒，似不理人。最终等花环褪去，它又谦和地低下头时，我就收获了一大捧饱满的喜悦。

我上完三年就离开了这所小学，后来还时常从旁边经过，有时能听到从日渐破败的院墙内飘出的琅琅书声。乡亲们虽然生活得贫困艰辛，但一定会把孩子送到这个简陋窑院。考上大学似乎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能识文断字、记分算账才是他们对文化的基本需求，“不能让孩子成睁眼瞎”体现了他们对后辈朴素的责任。

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洛阳时，因为撤点并校，这个小学已不复存在，窑院也翻盖成了一户人家的新宅。再从旁边走过时，旧影不见，旧声不闻，旧迹难寻。

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站在异乡的窗边，眺望千里之外的故乡，仿佛又看到了那个乡村角落里安静的小学校。崖头上丛生的小枣树依然摇曳着红果，屋角闲置的长木板上也许还能寻到小刀的刻痕；夕阳下满地闪亮的字迹翩然起舞，墙脚边葳蕤的花木袅娜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