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手给你

两年前，儿子在省城一所中学读高三，我在郴城一所书法培训机构当老师。与多数中年职业女性一样，奔忙在谋生与谋爱的两条路上，每个周末来回穿梭于两座城市东西两端的高铁站。

一个人赶路的过程不算旅途，忙碌令人无心观赏路上的风景。见得最多的，只是一晃而过的陌生面孔。年龄与阅历日渐消磨了我对陌生人事的热情，使我变得更加淡漠疏离。

但是，一想起两年前那个夜晚在行旅中遭遇的故事，便又无法确定自己的内心到底是淡漠还是热情？

那个春寒料峭的周末晚上，我从外面凄风冷雨中一头钻进暖气烘烘的高铁车厢，忽然感觉头晕目眩，冷汗直冒，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想吐而没吐，我的脸色当时一定是憔悴而苍白的。邻座精瘦的老男人，皱眉侧身朝车窗边缩了缩，一直略带嫌弃地盯着我的脸：“美女，你是晕车吗？”我礼貌地点了点头，然后把头稳靠在坐椅上闭目休息。时间在耳边“嗡嗡”飞响的风速声中流逝，我的“晕车病”很快得到了缓解。中途停靠站的广播唤醒我的眼睛，我的脸色此刻应该恢复了血色，旁边的老男人讨好着搭讪，“美女”连着“美女”地叫唤，我懒得搭理。他把身体朝我这边挪了挪，嘴闸打开像跑火车一样，说他有祖传中医秘方，按摩后颈某个穴位，可以治愈“晕车”。说着说着就伸手来解我脖子上的围巾。我用力拉紧我的围巾，恼怒地瞪了他一眼。他悻悻收手。直到下车，我再也没瞟他。

出站口人潮拥挤，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脚步夹杂着行李箱底轮的擂鼓声响。车站真是一个情感相悖的地方：一面充满了离愁别绪，一面又指向相聚团圆。人们都在满脸茫然中一心只顾着朝前赶路，其实赶来追去，最终的目的地也无非是一一归家。

为了奔最后一趟远程公交回家，我轻熟地穿越在人群最前方，把那个精瘦男人油滑的嘴脸，忿然抛在脑后。

“喂，大姐，大姐！”有个女声挨紧我身后一句比一句高调地叫着。我返头在昏暗的灯光下与她对视时，面对她羞怯的眼神顿生怜悯之心，稍微停顿了一下脚步，确认她是在叫我。

我怔在原地，透过麻雨霏霏掩映的路灯，仔细打量着她：年龄不到三十，工整垂直齐耳学生短发，不施脂粉，中等颜值，眼睛布满红丝，两个硕大的行李箱加重了她长途跋涉的疲乏，偏瘦的身材，裹着一件质地颇好却款式过气的灰色呢大衣，低着头，局促不安地蹭擦脚上那双居家钩织的棉鞋。这身装备，该是从何等寒冷的地窖出来？

在等她诉出她对我有何需求之前，我理了理我的思绪。

她没有直接叫我“姐”。在某条商业街，那些年轻男女常跟陌生路人这样“攀亲”，亲甜地叫着你，给你天大的面子，拉着你进店洗这张昂贵的脸，洗得你猫腻腻痒酥酥，买单时隐隐作疼还让你喊不出疼。我不喜欢。

她也没有叫我“小姐”。这一原本娇气又高贵的称呼，最早在改革开放后的南方变了本质，好比巴黎街头穿黑丝袜站街女，标志着暧昧与某种亵渎，有点轻佻。我也不喜欢。

她更没有像那个老男人一样，开口闭口叫我“美女”。这一性别代名词，如今是普天流行通俗的称呼，对我而言，确是有些名不符实，有虚伪调侃之意。我更不喜欢。

她只是称呼我“大姐”，这词听上去虽然“土霸”，但不失朴实憨厚之心。她定是一直“跟踪”我，阅读我良久才向我开口的。

“您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公用电话亭吗？”她颤抖着声音，揉搓着双手，不知是冷还是胆怯？

难道她不清楚近几年城市的报刊亭叫停后公用电话亭也随之消声匿迹了吗？如今八十岁的老太太都会用智能手机语音、视频、美颜、微信了，你远道而行不带充电宝？

我没有说出心中的疑问，平和地告诉她早已没有公用电话亭。

“那我借您的手机打个电话，不是长途，是市话，就一分钟！我给您两元？不，我给您五元！可以吗？”她有点哆嗦，有点小心，勉强地笑着试探，生怕别人拒绝她的渴求。

我笑着说不用钱的。迅速从包里摸手机，落落大方地递给她。

她从呢大衣胸口掏出一张只记了一个电话号码的小纸条，不接手机，示意我帮她拨号。我拨通后把手机给她，她还是不接：“您拿着，我对着讲就行。”

她谨小慎微的样子，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喂，喂！哥哥，是我，我回来了！”她激动地对着手机呼喊。

“提前释放了？”那头男声显得惊喜。“是，干部说我表现好，减刑三个月，妈妈呢？”提起妈妈，她开始哽咽。怕她难为情，我关了免提，把手机放她耳边，抓紧她的手握住，轻声说：“自己拿着打电话吧，我这破手机不值钱，也没绑定什么值钱的卡……”

我站得远远地等手机。

大约一分钟后，她又笑又哭地把手机还给我，再三鞠躬致谢，她说哥哥叫她在灯亮的出口站着别动，马上来接她回家。

我主动伸出手和她握別，她眼角的泪水滴落在我的手背，我感应到一股体温的热流在空气中升腾……

还是错过了最后那趟公交，我叫了一辆的士回家，毛毛细雨飘得车窗玻璃朦朦胧胧，街上的霓虹闪闪烁烁，我的心，从未有过的——明明朗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