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

作者: 杨理显2022年10月25日生活随笔

在我跟随父母离开家乡到邻镇尚重讨生活前,我只赶过一次乡场。

那时我年仅六七岁光景。某个天还没亮的清晨,睡梦中我隐隐约约听到父母在议论赶场的事情,于是我一个猛子扎起来,用不容商量的口吻说:“我也要去。”

父亲拧不过我的固执,于是递给我两块钱,同意我跟母亲去赶乡场。

我翻出那件父亲给我买了许久但一直还舍不得穿的崭新的白衬衣,将父亲给我的两块钱齐展展地对折一遍,装在衬衣口袋,神采飞扬地跑在母亲前面。

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家乡的大山,穿着崭新的衣服,口袋里还装着两张崭新的印有长城图案的一元人民币,那是我平生第一笔巨大的财富。

乡场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在人流中,我像石缝里的一粒沙石,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没有人关乎我的存在,除了母亲。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人,懦怯得像一个犯傻的孩子,寸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旁,一手扯着母亲的衣角,一手紧紧地将衬衣口袋蒙着,生怕一不小心,那笔财富就从口袋中飞走。母亲也怕我把钱弄丢了,再次几乎是呵斥地让我把钱交给她保管。

在乡场上,母亲反反复复地跟商贩讨价还价,即使是几毛钱的商品,也会来来回回地比较半天。而我则看着别人嘴里吮吸的冰棍和闻着粉铺里飘散出来的骨头汤的香气直咽口水。最后,母亲都一一满足了我吃货的要求,没有打折扣,也没有跟老板还价。

快散场的时候,一些小商贩开始降价甩卖商品,母亲也终于买齐了要买的东西,这样,我便结束了第一次乡场之旅。

归途中,我负责背母亲在乡场上新买的喷雾器。那时的喷雾器是一个稀罕的物品,当庄稼遭受虫害时,都需要用喷雾器给庄稼喷洒农药。之前,当母亲需要给庄稼打药时,总是觍着脸皮跟人借,没少遭到别人的白眼和拒绝,于是母亲便痛下决心要自己买一个。

母亲把喷雾器套在我的背上,让我走在前面,她时不时吩咐我要小心,生怕我稍不留神就摔坏了她的宝贝。后面的母亲则挑着肥料、食盐等生产生活物品,足足有七八十斤重。在高一步低一步的爬坡下坎中,扁担在母亲厚实的肩膀上慢悠悠地起起落落,每走一步,就是一次扁担的跳跃,每一次跳跃都有一颗硕大的汗珠从母亲的额头上滚落下来。

从乡场到家的二十多里路程中,需要翻过两座山峰,爬坡下坎时,我跟母亲艰难地挪着几乎颤抖的铅步,像两个搬家的蚂蚁,负重前行。树上的知了在闷热的傍晚中“嘞嘞啷、嘞嘞啷”地叫得异常清脆,路边开得正旺的野百合在夕阳的照射下舒展着腰身随风摇曳,然埋头赶路的我们,根本无法顾及路旁的风景,我甚至连最初的赶场的惬意也一扫而光,只想着怎么样能尽快赶回到家中,躺到那简易的木板床上去驱赶归途的劳累。然越是这样想,越觉得家还遥不可及,抬头,山还在眼皮上,路还弯弯曲曲地在山腰中延伸。

在一个溪口,我们猛灌了几口山泉水后,我瘫坐在地上对母亲说:“娘,歇一下!我的脚要断了。”

“慢慢走,歇了就走不动了。”累得连嘴皮都不想动的母亲还是耐心地鼓励我。

在夕阳的驱赶下,不断有赶场归来的人超过我们又消失在前路,直至最后连他们说话的声音都彻底从我们听觉的世界里消失。不知道是我拖累了母亲,还是母亲本身所担的担子太重,我们是速度不增反减。

这样走了很久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赶上来了。我确定,我与母亲成了归途中落在最后的人。

西天的云彩越来越重,往后竟黑压压地朝山顶直压下来,像一口巨锅倒扣在山头,我和母亲被扣在锅底,喘不过气来。光亮褪去后,连蝇虫都隐进了草丛里懒得作声了,山上的草木影影绰绰,像张牙舞爪的怪兽,令人不寒而栗。

我跟母亲摸爬着在崇山峻岭间的崎岖山路上夜行,就像在无边的黑洞里,沿着若有若无的向标,跌跌撞撞地爬向咫尺又遥远的出口。

“慢点,慢点哦,别跶倒了,有白点点的地方是路,沿着白点点的地方走。”虽然我跟母亲都迫切希望能够飞回家中,但是,她还是时不时用有气无力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地嘱咐我,让我慢些,再慢些。我知道,那时候母亲是真的怕我摔倒受伤了。

“都怪娘,出门的时候忘记拿电筒了。”母亲像在安慰我,又像是在自责。

其实怎么能怪母亲呢,现在想想真的是我太拖累她了。每回去赶场,以母亲的脚力,总是第一拨回到家的人,再不济,也会在天黑前进屋,她哪里想得到,我的脚力远不及她的十分之一。

我们快爬上第二个山头的时候,父亲打着手电从坳上跑下来接我们。当父亲气喘吁吁地跑到我们面前时,我仿佛就像是漂泊在黑夜的大海中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汪汪地哭起来。

其实每次去赶场,母亲不是挑着晒得干巴巴的包谷去上粮税,就是担着山货去乡场上换点盐巴钱,然后再挑一担生活用品回家,经常是回到家,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有了这次赶场的经历,自己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以后母亲每次去赶场,我再也不要求她跟我们买这样那样了,即使是跟父母到尚重去生活后,每每节庆回家省亲,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把所有的糖糖果果全盘独占,再不忍心去吃那些浸入了亲人长辈们汗水的糖果,虽然当时那些甜甜的糖果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魔幻的诱惑力,但也有咸咸的长辈的“汗味”。

我对长辈的这种偷偷的怜悯,或许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多愁善感。可是,长辈们或许不是这么想的。比起改革开放以前,那时,村子里家家户户的生活都有了或多或少的改善,至少不至于挨饿受冻了,即便是再累一些,他们都想把最好的给我们,就这么简单。

初中毕业以后,我到县城里上高中,而后是到更大的城市上大学,我离家乡越来越远了,回家的次数也屈指可数,这期间家乡的种种变迁,我都没有亲身经历,更多的是听他人说起。当有一天我回过神来仔细观察家乡的时候,这个黔中高原上的小小村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说到变化,让我最感同身受的还是路。记得那年我带妻儿回家挂清,虽然是坐着汽车回去,不用再像我儿时那样跟着母亲肩挑背驮地翻山越岭,但是坑坑洼洼的通村公路依然走得艰难。母亲及妻儿坐在车里,看着公路上大大小小的坑洼和路外坎一落千丈的悬崖峭壁,神经异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喘一口。遇到迈不过去的坑,还得下车用石块填垫,即便是这样,很多地方还是勉强剐蹭才过得去,有的地方或干脆让家人下车步行一段,或是帮忙推上一把。车在这样的路上爬行,就像小舟在碧波浩渺的大海上漂泊一般,随时都有被惊涛骇浪掀翻的可能。

走走停停,也是在天断黑了才回到家,当汽车停下来的一刹那,大家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到屋了,我先晕下车咯。”神经松懈下来的母亲,蹲在路边,呕吐起来。看到母亲这样,我心里难受得很。母亲是晕车的,由于来路大家都过分紧张,都忘记了这件事,连母亲自己也忘记了。这让我突然想起儿时追母亲去赶场的情景,当父亲提着手电跑到我和母亲跟前时,我的小船仿佛一下就驶进了避风的港湾,所有的无助和恐慌一倾如注得以躲避。

如今,回家的路已经彻底告别了颠簸的日子。如果说老家是一个圆的中心,那么平坦的水泥路则像一张路网,从四面八方把它围住并串联起来。

今年清明,我们再次回家的时候,车上的人早已没有了当初回家时那种紧张的情愫,大家一路欢歌笑语,轻松自在。当汽车再次翻过那座山岭时,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肆意开放,把连绵山坡都染红了,大家一致要求停车拍照,母亲还带着儿子转到林里讨蕨菜和刺头。

同样是走走停停,此时的心情却判若天渊。

看着一家老小沐浴在春风拂过的山野中,我站在夕阳底下,又想起童年时追随母亲去赶乡场的那个遥远的归途,那条曾经走过的山路已经彻底消失在大山深处,几多愁绪浮上心头。这种愁绪,母亲不曾体会,因为她是一直苦过来的人,儿子不能体会,因为他是没有吃过苦的人。只有我,感慨万千。

回家的路越来越宽,越来越平坦。家如此,国之即然。改革之路,开放之路,让无数像我家乡这样的小山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着实壮哉。

夕阳如血,归途如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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