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祖母

年前，侄儿学文突然来电，说是发现我的祖父档案。他恰恰管这一部门，真巧。言语中对祖父档案上的墨迹赞誉不绝，仿佛今天的书家，无出其右。学文已过“天命”之年，且临池练笔数年，恐未碰上高明的书家。电话里洋溢着兴奋和激动，是否觉得他这曾孙遗传曾祖父的基因？并不然。他更多的是感慨。以为像我祖父既无商铺田土，更非达官贵人，以一职员能养活全家十多口人，很不容易。他的同事也有同感。其实，他们是以今度“古”，不知斯文尚未扫地的年代，字，就是“打门锤”。当然，还得看是什么样的“锤”。

确实的，民国时期，祖父在民政厅，每天面对“等因奉此”的公文，干的就是“缮写”，“誊公文”。一手赵体蝇头小楷，在他人看来：工整、漂亮、清爽。但在祖父呢？是否觉得枯燥？也许是习惯了，如沈从文先生所说，得“耐烦”。十多个鲜活的家口盼着他呢。这就“耐烦”了三十多年。

耐烦的结果，就成了他档案的模样：短发平头。方额突出，几乎与眉弓齐平，太阳穴同眼眶就显得凹陷。扁嘴，无牙。唯目光炯炯，若有所思。这五十来岁的标准照，让人想到“干”和“枯”是怎么回事，而子孙却因此泽被滋润。

同祖父朝夕相处，约莫两年。好像没有正式说过几句话。也许我当时不过十一、二岁，彼此不便拿捏交流。只有大姐的女儿来时，祖父偶尔会教她纂改过的小学课本：“来来来，来砍柴；去去去，去放屁。”这才有难得一见的笑容：额头眉前挤压，唇上短髭颤动。真个笑不露齿。有一年，别人送两张票，我同他从龙泉巷家中赶到白沙巷的贵阳电影院，门卫不让进，说是电影未放完。解释了半天进去了。掀开黑门帘，四周漆黑，唯银幕放亮。陡然间，只见一大茶壶落地，若干瓷片便飞快旋转开来。突然，停住，拼成两字“哑妻”，正是我们要看的电影。接着一个字：“完”。年近古稀的祖父，赶三里路看“三个字”算是练习脚杆劲。所以，他只摇头，扁嘴，开步。他一辈子抄抄写写可能不叫书法，倒因此让他心平气和。

年轻时祖父，恐怕是另一番模样。听奶奶说，光绪年间他中过武秀才。作为妻子，他还坐过报喜的轿子。解放初，我在堆杂物又可供小便的偏房里，见过一对“锏”，可能是铅铁合金之类。掂一掂，蛮重。据说，一支重七斤，一支重八斤。青灰色，四棱，约长两尺。应是祖父求取功名的傢什。我从未见祖父要过。那应是血气方刚的玩意儿。后来，有人说清朝邪门，所有被民国推翻。祖父弃武从文，替民国办事，就是去“邪”归“正”了。他一脸的严肃，少见火气，是因为公文摞起来，装订好，就是“一本正经”。这传统由来已久，不是祖父故意装成那样子。

从一人之力而让全家人举食，日子不能叫清苦，只算清淡。开饭时祖父自然是上座，面对大门。因个头不高，将两张梓木太师椅并拢，还须用小木凳横跨其上以供坐。居高临下面对美味佳肴就好了。但于无牙的祖父不相宜，他只能磨、抿、咂，全靠牙龈与双唇的功夫。这同他年轻时玩“锏”不是一回事，又幸好不曾天天吃肉。但夜宵是一定的。就是用长颈砂罐熬稀饭，无盐无糖，本味，就是今天提倡的环保食品。有牙齿的呢？每天多见蔬菜和豆制品，也同今天为防“三高”的主张不谋而合，古方今用。比如菠菜氽飘油汤，清水豆腐黄豆芽，凉拌素茄子等等。上述菜品，依次又可以称为“莺哥撩绿羽”、“金钩挂玉牌”、“乌龙卧墨池”。凡此种种，可能是锦衣玉食者的才气显露。犹如和尚爱用面筋炮制鸡鸭鱼肉，虽非其味，实是对斋客肠胃的安慰。

1951年，父亲被安排在“高工”任教，宿舍离学校不远。祖父并未前往，而是跟他的长孙即我的大哥，住在闹市区的中华中路，就是著名的糕点铺“广寒宫”的后房门内，一窄窄的甬道可供进出。为什么呢？祖父说：“街上的东西买不起，看看也好。”

祖父80岁故去的，父亲在灵堂前说：“老太爷没有什么病痛，是油干灯草尽。”是的，笔秃了，墨也干了……

奶奶则跟我们住到花香村的狮子山脚，那是一长三间的平房。四周墙壁用竹片编结作“胎”，涂黄泥石灰沙浆。腿力好的人，一脚可以踢穿。房前是私家宽阔的菜地，住户在五十公尺开外。房后紧挨山体：杂木、茅草、碎石和黄土。相当于“狮子”的肚腹。那里有二十多平方米的斜平空地。奶奶就用她颤巍巍的三寸脚掌和小锄头开荒。收获时，包谷四五寸长，“稀花癞”的不少，那禾杆细倒也甜。南瓜是乎长不大，还多空花。青椒虽细长但辣。生土贫瘠，施肥多半是尿。我顶多帮她挖土提尿罐，这庄稼长得好么。若说种菜为吃，奶奶全嘴只有一颗门牙顶着。讲到兴趣，门前有原先住户留下的花圃，不见她拔过一根草。说是爱好，她只在初一十五及菩萨生日吃素，叨念叨念观世音。若论游玩，已近七十的老人，莫非拄棍踮脚，仰头看“狮子”光秃秃的脑壳？所以，她的劳动不算养生，只是动动筋骨。就像后来搬到人烟希密的大西门无荒可开时，她就每天拄棍走上一里地，去看女儿，我的姑妈。

姑妈是父亲的小妹，在市西路经营盐铺。曲尺形的柜台放两个大簸箕，一个装灰白泛青的大砣岩盐，旁边是漉湿沾手的秤：另一个备以宰盐，收集碎屑。我从未见姑妈回过娘家，同亲戚似乎也不曾来往。父亲等待分配工作期间，我们借住她家楼上。印象中，她那时大约三十多岁，个头不矮，生坯也不弱，唯脸不见血色，双唇微黑，常叼一支烟。若遇口角，她会指着簸箕说：“我这叫盐巴秤——少一钱，补一斤。还开脚价钱。”嗓门大，有些嘶哑。眉眼闪忽，透出自信和精明。在“斗米斤盐”的旧社会，夫家的这份经营，应是很不错的。不幸的是，待有女儿不久，丈夫却离她逝去。几年之后，她有了一个儿子。儿子的父亲约莫六十岁左右。瘦高微驼，经常一身黑衣。他在姑妈面前的应对，往往不是“嗯”，就是“嗯？”显得唯唯诺诺。按理，他长姑妈一辈，所以，我们也不知如何称呼他，只好含糊其辞，彼此就有些尴尬。而他，是不是总觉得对不起姑妈？但看姑妈待人接物，坦然不拘，从容自如。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过，除了骨子里有吴家人天生的执拗倔犟，流光是最好的洗涤剂，何况有慈母的时时造访，抚慰曾经的伤痕呢？我这出身于私塾教师家庭的奶奶，可能从小就明白“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古训，但她并不因此绳之于女儿，这是对礼教无声的背叛？而支撑奶奶慈祥信念的，也许不是随身的拐杖。除了母于女的天性，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活在心中吧。否则，她就不会在当年的“铜像台”（后来的喷水池），被甜言蜜语的路人骗走钱财：也不会在姑妈最伤心又困顿的时刻，以一对重三钱七分的“金戒指”作抵押，从“李四小姐”那儿借“国币弍拾元”以救急。那张以兰花、喇叭花衬底的紫红色借据，就在我的案头，距今，整整九十年了。

姑妈逝世时，年仅四十二岁。有人说是因抽烟太多伤了肺。其实，奶奶最清楚。因而更伤心。但那苦楚，我们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

奶奶八十五岁高龄离我们而去，她年轻的容貌无缘相见。但从留下的五十多岁时的照片揣测，她来夫家时，一定是落落大方，端庄娴静的。

在我的记忆中，祖父祖母不曾红过脸吵过架。平时的应答，也都轻言细语，相敬如宾。他们因随子或随孙分居两地，于暮年难得一见。那么，这之后的合葬，应该是相敬如宾的延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