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

天气暖和起来，白昼开始变长。

某天早上醒来，奶奶坐在炕头，递给我一个书包。那是她头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完成的，深蓝色的粗布，细密扎实的针脚，正中间用红布缝了个五角星。那五角星如此耀眼，让我立刻想起了高原之外的父亲。

“娃儿，上书房吧？”她说。

书房就是学校，上书房就是去学校。我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可是听到这话却快乐地答应着，一丝不挂地跳下床来。

那天早上的太阳是红色的，静静挂在村口大槐树的枝丫上。我唱着五音不全的歌，连蹦带跳地去学校。

所谓“学校”，只是一间房子，一块黑板，一个老师而已。学生大约二十来个，按照年龄分了四个年级。四年级上课的时候，其他年级的孩子做作业；三年级读书时，其他年级的孩子自习，依次类推。书本只有一套，在老师的手里。需要学习的内容写在黑板上，学生自行抄写到自己的本子中。我的书包里，也如别人一样，一根铅笔，一纸薄本。橡皮是奢侈品，很少见，写错了字，用右手食指在嘴里蘸了唾液，把纸上的字迹抹掉即可。

某个夏日的午后，我还在甜美的午睡中不肯醒来，奶奶摇了摇我说：娃儿，妈妈托人来接你了。我在懵懂中点点头，爷爷把我和行李抱上了车，然后他下车跟奶奶一起向我摆了摆手。我就继续睡了。

见到母亲已经是晚上，我下意识地喊了句“妈”。也许是我乡音太重，她立刻笑出声来，说：“我娃变成草灰了。”

“草灰”是我母亲县城的方言，类似于“土鳖”。说完这话，她立刻烧水，给我洗澡、剪指甲、换衣服。因为那一句“草灰”，回县城的头一个月里，我怯得不敢说话。在实验小学分班会上，我两次听到自己的名字，竟然不敢回答，最后人流散尽，我急得哭了起来。

哥哥却是不久前刚从武汉回来，他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述大城市的样子，给我讲父亲的军营，给我看从靶场上捡来的亮晶晶的子弹壳。

我很羡慕他。

后来，我就不再羡慕他了。1986年，我随父母走出大山，走下高原。初到洛阳，我被宽阔的中州路惊得说不出话来，路上自行车的洪流和路边稠密的房子同样让我好奇。五金交电公司和百货商店成了我上下学的必经之地——前者在冬天会挂着厚厚的棉门帘，里面烧着两炉很旺的炭火，后者则在夏天常常开着吊扇。还会路过一个很小的新华书店，门口的小黑板上总是写着新书广告。

学校比村里和县里的都要大很多，校园里有一架很高很长的滑梯，铁皮和钢筋搭建而成，锈迹斑斑，只有梯子和斜面是锃亮的。人走在上面，会有嗡嗡声和轻微的弹性。因为这架滑梯，我总会早半个小时到校，也不滑，只是躺在上面看天，想着山里的同学，想着温暖的草垛，想着那些温柔地嚼着干草的羊。

滑梯边的槐树下挂着半截铁轨，遇到停电，教导主任就拎着锤子，穿过半个校园去敲它，当——当——当，声音稳定而悠长。

时光的河流无声无息，却无可阻挡地改变着生活的面貌。当年的父亲还是健朗的军人，如今已是白发满头。几个月前，我陪他回晋东南老家，专门拐到仙翁庙看了看。那些年他在那里上“完小”，每星期需要回家背口粮，而现在那里已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小有名气的景点，常有外地人到那里参观拍照。他说只有村小学成绩优秀的孩子，才能到“完小”读书，你赶上了好时候，没受过这个苦。

他忘了我曾经读过半个月的村小学，也忘记了我不会说普通话时的窘迫，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比他幸福，就像我儿子比我幸福一样。

儿子现在就读的，是我1986年走进的那所小学。五金交电公司和百货商店早就被高楼取代，中州路也不止一次被拓宽，人行道变成了停车场。与我不同的是，他冬天已经不需要在上学路上走进商店取暖，也不会在夏天的教室里汗流浃背，暖气和空调使他们更容易度过严寒和苦夏。校园里虽然没有了铁制滑梯，但是多了塑胶跑道和人工草皮。他不需要学习用口水擦去错字的本领，也不需要因为停电而听到铁轨的敲击声。

我曾经因为囊中空空而徘徊在书店门口不敢进去，在他听来，就像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