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哥大嫂

我同大哥是同父异母兄弟，却没有疏离的感觉，或许是作为兄长的天性，一直视我为小孩吧。

他年幼时患过“天花”，那命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因而取名“长龄”。其实按字辈，他叫“厚诚”。还真如其人：目耳口鼻，配上略呈“国”字形的脸型，加上宽肩厚背，显得气正稳沉。他爱京剧，算不上票友，清唱。他模样就适合演“黑头”，包公一类的人物。可惜他一辈子没当过官。常带我去听戏，闲时又教上几句。“文革”中我能教老师唱“样板戏”，就因这莫名其妙捡来的“底子”。

我们的高祖，是从浙江吴兴赴贵州上任的道台，介于省与府之间的正四品官员。但我们的祖父并非嫡出而是庶出，相当于中央军地方军的区别，较之于正房，自不能高视阔步。这种出身，要么堕落要么奋发。祖父是光绪年间的武秀才，能以“缮写”而任民国省政府的主任科员，大约不全靠文凭。也许他早就想出人头地。大哥作为长孙，受祖父潜移默化以及读书写字时的耳提面命，就势所必然。在“万般皆下品”的年代，他的愿望就是能读书。但为了减轻祖父的负担，小学毕业即辍学，以成绩优秀和漂亮的毛笔字，考入民政厅，继承祖父的衣钵。这时他才十五岁，我四岁。六年后，贵阳解放。

解放前夕，民政厅人员四散，他留了下来。后以民政厅“缮写”员的身份，同解放军办理移交手续，并协助军管会接管厅里的档案。后来听说，全省的敌伪档案，唯民政厅最为齐全。不知他算不算有功人员。

大哥虽是旧政府留用人员，也许因年轻，正派，积极上进，进了贵阳市公安局。

我读初二时，他成家了，嫂子是大方（大定）一地主女儿。不知甚么原因，当时竟未参加他的婚礼。直到进入高中，才见着嫂子。真是一见难忘：眉黑睫长，明目皓齿，蛋形脸粉白、透红、滑润，五官协调，轮廓分明，性格开朗爽直，又不失分寸，那就不是一般的漂亮，可称之为俏丽了。后来，我对大哥说，人说“黔西大定一支花”，这公安局的“花”到了你手上？大哥笑了：“她刚中学毕业，甚么都不懂，我们正好坐对桌，就经常帮助她。”双唇牵动略宽的鼻翼和浓眉大眼，得意之中显出无邪和天真。这就是缘分吗？那也未必，恐怕还有大哥的自信、能力、经验，以及为人的和善忠厚吧。大嫂也并非什么也不懂，解放不久，她就投身革命，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足见他的审时度势和政治敏感。

新旧交替的年代，鱼龙混杂，才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镇反”、“三反”和“五反”。大哥的政治热情如同他与大方姑娘的恋情，天真而浪漫，以为积极参加运动，就表示进步。谁知，有人揭发他参加过特务的外围组织，系“特嫌”。于是拘禁——审查——释放。反反复复，直到1966年，仍然查无“实据”。“文革”中，他乘两派争斗，从乡下到贵阳看我。我提到“特嫌”一事，他说：“现在的造反派，又翻老账。其实，那特务组织只在大、中学校发展成员，我连中学都没有进过，如何加入？恐怕是解放初我揭发上司贪污收缴的金表惹的祸，那人现在还掌权呢。”并提到协助军管会接受民政厅的事，意思是有功人员竟遭“下放”。我想，也许还有一个情况：有人认为像大哥那样身份和脸貌，不该有那样的妻子，以致嫉妒而生恨？人心难测，倒不一定是情敌。贵阳的亲戚不少，多半敬而远之，连父亲1965年来信也说大哥“他有反革命嫌疑”。大哥单单找我摆谈，可见他的心境。我只能默默递上二十斤粮票，他乡下行医时方便些。

大哥的处境正如曹操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既然不“弃”，就放置某个角落，说不定到时有用。大哥就被下放到大嫂的老家，大方县羊肠坝。既截断同贵阳亲戚的联系，又不怕大嫂家的地主崽子“翻天”。大嫂除了成分不好，历史清白。若是母系社会，三个年龄加起来不过二十四岁的孩子，就可以在母亲卵翼下温暖过日子。但父系社会不能倒退母系社会已是革命常识，让三个孩子到边远落后之地生活，就有父权追踵母权之嫌，不知这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

为让孩子心灵不受政治伤害，办法只有一个：离婚。提出申请时，有人说是“踩假水”。大嫂莞尔一笑：“他是反革命，我能不划清界限？”之后，她居然将三个孩子弄回贵阳。以大嫂的姿色和能力，她完全可以找个靠山改换门庭，这风气又非创举，容易。但她离婚后偏要担风险为大哥奔走鸣冤。这已是后话。

现轮到大哥自谋生路了——居然走村窜巷非法行医，钻了缺医少药，法制不全的空子。此于国家不幸，于己有幸。他后来对我说：“当第一次蹲下卖药招揽病人时，双腿竟一时弯不下去。书香门第的吴家弟子沦落到做游方郎中，真愧对祖宗。幸好他不顾祖宗的脸面，终于弯腿。否则，作为身躯是站立着了，作为“人”，怕是永远站不起来。这期间，他又特地从乡下回贵阳邀我上坟。在风凄草衰的荒坡上，他面对亲自书写的祖坟及父亲的石碑，闭目而口中有词，不知是乞求他们的保佑还是期盼宽宥。

如今，去政府的一些部门办事，哪怕是个办事员，脸色也很难看，那是权力凸显所致，而在黑白颠倒的“文革”，那情形就可想而知。我不知大嫂为大哥的甄别改正是如何求人的。如果不卑不亢？过于自信？大吵大闹？让人反感；理直气壮？还欠火候；声泪俱下？惹人心烦；屈腿哀求，则显心虚；花言巧语？近于阿谀……如果不是政治气候改变，大嫂的诉求，即便雨露梨花楚楚动人，唤起恻隐之心，并碰上实事求是的人，那“特嫌”问题也不会解决。这时大嫂已在拘留所工作，有个叫罗马的人，经常被犯人“欺侮”。那牢头的手段，同电影电视展示的如出一辙。大嫂知道罗马是文化人，且遭遇同大哥相似，就设法保护。当许多人“革”文化的命的时候，她在保护“文化”，爱屋及乌吧。这罗马后来创办贵州日报的摘编小报《文摘》，我还帮忙推销过。

大哥终于回到公安局。之后，复婚。

“拨乱反正”期间，大嫂参与办案。许多人上门求助。一天，大哥看到家里的礼品，说：“你收人家东西？”大嫂说：“就是点烟酒”。“你不晓得吴家的门风？”大嫂有些委屈，跑大哥的事时，也曾礼尚往来，不免争辩几句。大哥是会计，某日，他对当出纳的嫂子说：“你那样做账不行。”“不行？人家都那样做。”“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不免又争吵起来。三十多年后，侄儿学文对上述情景还记忆犹新。

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哥的命运，特别是三个小孩的出息，全靠大嫂。仅念过初中而考上西南政法学院的学文，后来当上了处长，大哥翘起拇指对我说：“哈，相当于以前的县太爷呢。”粲然甜美的一笑，露出缺角的门牙，依然是憨厚之态。

为供给两个上大学的儿子，大哥曾为第七砂轮厂等国营企业算账。那“成本会计”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之后，还给财经学院等高校上课。中午不便回家，就借影院的闹中取静养神。闲时，有金融之类理论文章见于贵州日报，书法作品赴日参赛获过奖。还帮衬大女儿开店卖鞋……

也许因为劳累，大哥六十多岁时患上癌症。但凭自学的医疗知识和办法，他居然活到八十岁。我手头就有他乡下行医时的“中医秘方验方”，涉及内、外、妇、五官、泌尿、皮肤等科。也许，只有大哥这种以健康心灵弥补生理缺陷的人，才会面对坎坷的人生，自强不息……

当我把《兰文化探微》一书，献于他灵堂之前时，嫂子说：“怎么不早点拿来？”我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