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临大事有静气

作者: 陶安黎2021年04月09日心情随笔

5月25日,惊悉杨绛先生仙逝,沉痛不已!想起自己前些年写过的《我读杨绛》系列随笔,恍若昨日。今选其中一篇,谨以此文表达对杨绛先生的缅怀与崇仰。

想想人这一生,大事小情总要经一些。其实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在一些人看来是大事,另一些人也许不拿着当回事,所谓举重若轻。老百姓常说的某某人“扛事”,某某人“不扛事”,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我得承认,我就很不“扛事”,常常被一些鸡毛蒜皮弄得寝食难安。“每临大事有静气”的确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现在,一提起这句话,我先想到了杨绛先生。

杨绛先生自己说她“向来能镇静,也能使劲想办法。”在启明读小学时,她曾经就“使劲一想”,想出办法,救出了陷在泥里的同学。有一次,家里的煤油炉子着火,别人都吓得束手无策,又是杨绛先生“使劲一想”,用瓷罐扣住了熊熊的火苗,避免了一场灾难。我印象最深的是杨绛先生只身赴日本宪兵队,镇静从容,毫无怯意,令我心生敬佩。

那是在抗战后期,沦陷中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日伪四处抓人,“住在沿街,晚上睡梦里,或将睡未睡、将醒未醒的时候,常会听到沉重的脚步声。我们惊恐地悄悄说:‘捉人!’说不定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没有亲身经历,是体会不到这种恐惧的。

那一天果真来了。1945年四月的一个上午,日本宪兵队的两个人来到杨绛家里,当时钱钟书先生已去学校教书,家里只有杨绛和女儿圆圆。杨绛担心日本人搜查,先以沏茶为由,三步两步跑到亭子间,把钱先生正写的《谈艺录》手稿藏好。然后端着茶水不慌不忙地下楼……

一番盘问之后,日本人令她第二天上午十点到宪兵司令部。

宪兵司令部,那是什么地方啊!我设想如果当事人是我,这半天一夜该怎么熬啊,等待灾祸往往比灾祸到来还要难熬。杨绛的婆婆也吓得“食不下咽”,而杨绛,却“像准备考试一般”,十分有条理地想好了几种应对的方式,“上床就睡着了,半夜醒来,觉得有件大事,清醒了再想想,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把准备回答的问题在心上复习一遍,又闭目入睡。我平时不善睡,这一晚居然睡得相当平静。”

第二天,杨绛穿一身半新不旧的黑衣黑鞋,端庄而素净,拿着一个黑色皮包,还带上了一本《杜诗镜铨》,以便“候审”的时候阅读。

进了宪兵司令部,先来到一间大房子里等候传唤。杨绛坐下来,“一门心思看书”。不到半小时,又有人把她带到一间小会客室里,她坐在沙发上继续读书。这里,杨绛先生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我像武松在牢房里吃施恩家送的酒饭一样,且享受了目前再说。”

我想象不出,一个文弱秀丽的年轻女子坐在那个充满血腥和残暴的场地,静静地读着杜甫的诗,是一种怎样的景象?

莫非吉人真有天佑,杨绛的宪兵司令部之行,有惊无险,化险为夷。这也有赖于她头天晚上准备得充分,日本人没问出什么破绽,对杨绛还挺客气。被捕的剧作家李健吾先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他经受了种种酷刑折磨。后来和杨绛谈起来,杨绛说:“大概我碰到的是个很客气的日本人,他叫荻原大旭。”李先生却瞪起眼睛,原来给他上刑的就是这个荻原大旭。

每每读到这里,我也替杨绛先生捏了一把汗。

及至我读了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将饮茶》《丙午丁未年记事》等作品,对杨绛先生当年遭遇的不公正待遇,甚至被剃了阴阳头、糊高帽子游街亦能坦然面对,淡定超脱,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连虎狼之地都踏过的人,哪还在乎一些小动物们的张牙舞爪。

这种境界,不是想学就能学来的。它可能源自生命中的一种潜质,也可能来自性格和气度,学识与修养。

不过,学不来不要紧,我们读这些前辈们的书,总能或多或少染上些他们的“静气”吧。如果这样的“静气”多一点,小而言之,我们的人生会多一些从容;大而言之,我们的社会也会多一份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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