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爱的月光

每年的教师节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念起几位老师，就像中秋想念亲人，想回家的路。在成长求学的路上，他们如同深夜里低垂的月光，照亮我纤弱的心灵。现如今，几位老师有的升迁到领导岗位，有的已经离世。因为疏于联络，我已经丢失了传递问候的途径，然而，丢不掉的是深藏在心底的记忆和对他们的谢意。

小时候，家住在村庄的边缘，山坡、田野、河流、泥土、蚂蚱、酸枣，还有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托起自由自在的童年。走进校园，我就成了一只冲入人群的小兔子，惊慌失措极其不安地躲在角落里，面对老师和同学的目光动不动就脸红。胆怯、自卑、敏感、慌张的状况直到五年级才有改观。那一年我遇到了李老师。李老师是个子高挑的长发姑娘，小眼睛、高鼻梁，一笑脸颊上就有两个酒窝，说不上十分漂亮，但足以让一帮孩子视为女神，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女神”这词儿。跟小学里绝大多数边务农边教书的女教师不同，李老师身上有农村教师少有的知性气质，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调皮捣蛋的学生她循循善诱、不温不火。山里的野娃不爱学习，老师打学生也是常事，却从来没记得李老师体罚过学生，而是想着法子鼓励我们，激发我们的求知心。她在语文课上会提问些课本之外的知识，比如骑自行车上坡时什么路线最省力？还在黑板报上开辟了“智慧星”栏目，每周选出回答问题积极正确的学生。在生动的语文课堂上，我终于敢抬头迎接台上投来的目光，她的眼神在我看来是鼓舞，她的微笑我当作是认可，自信心渐渐饱满起来。至今记得我把姐姐拉到教室窗前时的那份骄傲——彩色的粉笔字会在黑板上保留一个星期，“智慧星”下面是我的名字。因为喜欢李老师才喜欢语文课、喜欢读课文、喜欢查词典，我对文字的兴趣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带着拾起的自信升入初中，我又遇到了一位懂得关照学生心灵的老师——班主任兼政治老师赵老师。初一那年，每次班会我都特别期待赵老师夹着报纸进教室，报纸上肯定有一篇他精选的文章，像露水一样洒在我们闭塞干枯的心田上。赵老师常在班会上用富有磁性的声音朗读感人至深的文章，比如《丑娘》，讲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孩子如何嫌弃自己丑陋的母亲，母亲如何地含辛茹苦，孩子长大顿悟后如何地悔恨。成年以后的某个时刻，当我发现自己一直嫌弃贫瘠的养育我的土地并因此忏悔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赵老师读过的文章。那时候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在我上初二的时候，赵老师夜里骑车回家不慎摔到桥下，第二天被人发现时身体已经冰凉。老师的突然离开让我第一次感触到死亡的邻近和生命的偶然，过去即使在三伯的棺材前我也没有意识到死亡的真实存在。我猜测，赵老师回家的那个晚上没有月光。他的模样、声音和他发出的光还被学生记着，这是否可以算作生命的长度？

有一年教师节，我只买了一张贺卡，思前想后写上感谢的话送给敬爱的孙老师，不知道因为紧张还是激动，递上贺卡的那一刻竟说了一句：“老师，生日快乐！”高中的政治老师孙老师是教过我的所有老师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她那时候才二十多岁，已经荣誉加身，获过不少全国教学比赛的大奖，是我们那个非重点中学的骨干和骄傲。对孙老师的敬爱不是因为她头上的光环，而是因为她对普通学生的爱护。当老师的亲戚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孙老师？我脱口而出：“她特别会讲道理。”并举了一个例子：孙老师把自己的结婚喜糖分给学生，喜糖外面酸，里面甜，等大家吃完了她说：“这就像人生。”这故事说起来简单听起来俗气，但有几个老师真心实意地去做呢？在高中的紧张压力下，只有她拿出自己的课程时间给我们讲未来的无限可能；以成绩排高下的大环境里，只有她细心地观察我们的情绪变化并及时疏导。那所新成立的高中，为了追求升学率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按成绩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尖子生享有种种“特权”，差等生基本放任自流。偏偏我这架考试机器性能很不稳定，在尖子生阵营中忽进忽出，所以一会儿有资格享受“特权”，一会儿权利被剥夺，在进进出出之中也尝尽了“人间冷暖”。第二次模拟考试题太难，我绝望地趴在课桌上一个字写不出来，监考的孙老师看到了，晚上自习的时候找我谈心，那晚的月光明亮又柔和，驱散了我的消沉。高考那天我身体不适，孙老师发现我脸色不对，进考场前带我去卫生室吃了两粒止疼片，告诉我这是“好事儿”；坐立不安地等待高考成绩的时候，也是孙老师第一个打来电话告诉我“过线了”。幸亏自始至终有孙老师的关心，我能抖落掉现实环境中充斥的功利和冷漠，满怀希望地踏进大学的门槛。

心灵是内在的幽深的，甚至是脆弱的排他的，只有真诚的善意和真正的慈爱才能打开它滋润它，所以，只有关照心灵的老师才是灵魂的工程师。人们常说教师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但我更愿意把教师比喻成月亮一般的光辉事业，把那些懂得呵护学生心灵的老师比喻成月光。温暖或者寒冷的夜晚，月光照亮每一个幽暗的角落，无论是高山大树还是无名小草，它都予以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