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家井的伯妈

我所有关于长沙市井生活的认知和印象，都来源于我的伯妈，来源于伍家井。

这种记忆的底色，像莫奈，又像《重庆森林》：朦胧模糊的大面积的灰、蓝色的画面中，偶尔有一线橙色的灯光透过，一缕白色的炊烟飘过，一只断了线的红色气球，在灰黑的瓦屋上空升起。

准确地说，伯妈是我的大伯妈——父亲有两个哥哥。伯妈长得很清秀，五官清晰，小巧的个子，一头短发，眼睛清亮而有神，偶尔抽两根烟。父亲的老相册里有一张他们几兄弟年轻时在爱晚亭拍的黑白照片，伯妈穿一身修身的呢子大衣，站在大伯伯旁边，笑颜浅浅，俊秀时尚。当年，哥哥姐姐尚年幼，母亲在很远的坪塘上班，一个星期才能回来一次，父亲也忙于工作经常出差，父母亲恳请伯妈帮忙，将哥哥姐姐寄在她伍家井的家中抚养。我出生后约一年，爸妈再次将伯妈接到我们家，请她老人家照顾。

伯妈家的房子，是伍家井灵官巷巷子里一间白墙青瓦的砖木平房，房子有个麻石台阶，面积不大，两间房带个阁楼，与邻居共一道墙。一间房她自己住，一间房归政科兄住。政科兄不是伯妈亲生的儿子，是带的，但伯妈和大伯伯对他视如己出，我们也一直把他当一家人，蛮亲的。巷子不长，但很幽静，除了隔壁邻居和叫卖的小贩没什么人来往，简陋的房子仅靠屋门和厨房的窗户采光，整个屋子，一到天黑或者下雨，就靠一盏白炽灯，给屋子带来橙色的光芒。记忆中我们喜欢爬上木楼梯，到黑黑的阁楼里玩耍。

父亲十分敬重他的大嫂，逢年过节，必带我们去伍家井看望她。那时候，伍家井属于市中心的中山路商圈，去伯妈家也很方便：坐上1路车，到小吴门站下，从长沙国药局——当时长沙市最大最全的药店，里面曾经有真正的虎骨酒——旁边有一条不起眼的很窄的小巷，沿着小巷的麻石路，七拐八拐，就到了伯妈家。另一种走法，就是沿着湘度宾馆对面的宝南街走，拐个弯就到了伍家井。还有一种走法，就是沿着中山路到了与蔡锷路交叉的红路灯后，在日银大酒店往南走，几分钟就到了一个公共厕所，厕所与老市教委之间有一口井，这个井，就是名副其实的伍家井的所在。

伍家井是当地居民的福井，井水清澈甘甜、源源不断。为防止废水流入，井口有凸起的边，但没有建井台。每天清晨，伯妈都要政科兄拿个木桶去打井水，做菜烧饭。附近的居民也聚井汲水，洗菜洗衣，喧闹非常。伍家井巷子的路，是麻石板子路，伍家井的井口也是麻石砌的，经年累月，这些麻石被磨得光滑而圆润。打小起，父亲经常给我们念一些与长沙地名有关的句子——“东西红木四牌楼，楼中走马，彭左陈洪伍家井，井内泉嘶”，里面就有伍家井。“九夫为井，四井为邑”，而今，我思忖“市井”的涵义，市井，市井，没有井水哪有街市，又哪来老百姓的营生和烟火气呢。

或许有这井水的因素吧，伯妈做的饭菜特别好吃，她蒸的肉丝丝入味，入口即化，她做的蛋味道鲜美，被我们誉为“天鹅蛋”。只要知道我们会过去吃饭，她总是提早准备，用心思、花时间，用那炉小小的煤火，慢慢烹煮，做出的饭菜，有一种特别香甜的滋味。母亲说，我小时候，伯妈用瓦罐子煨红薯饭喂我，把我喂得肥肥胖胖的，像地主崽子。

伯妈记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日，她用最原始的办法把它抄在墙上的挂历上，一目了然。我每次去她工作的小卖部，她总是自己掏钱给我买糖吃，要么就吩咐政科兄带我去蔡锷路上的沙利文买。当时的沙利文，寸金糖、酥糖、炒米糕、小花片……样样好吃得不得了。

伯妈还有一些民间的小偏方，遇到一些小病小痛，她总有些办法手到病除。有一次，我喉咙里长了个疙瘩，情况十分危急，父亲打听到当时远郊省农科院的一位民间医生擅长治这个。心急如焚的伯妈二话不说，果断抱起我，搭在父亲的单车后，往返二十多公里的路程，一路颠簸找到医生把我治愈。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时的单车是倒刹车，他踩得辛苦，而伯妈抱着病重的我，也十分辛苦，却没有半点怨言。

这就是伯妈给我们的爱——素朴而真挚、平淡而温良，如同她的名字“桂英”，清雅无华，却又馥郁芬芳。伯妈，如所有长沙街巷市井的普通女人一样，勤于持家、坚毅能干、果敢担当。

1994年的一天，父亲突然接到通知，伯妈走了。我们匆匆赶往伍家井，迷蒙的冷雨中，只看到一口木棺材孤零零地摆在清冷的麻石地上，我不敢相信那是我的伯妈寂寞地躺在里面，那一年，她才62岁。伯妈在伍家井住了大半辈子，也从伍家井离开了人间，从此，我们再也吃不到她做的最好吃的饭菜。

伯妈把我们带大，却没有享到我们的福，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伯妈，我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