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里的小镇

咚咚咚！咚咚……

我被一阵儿响亮的敲门声惊醒。屋外，熟睡的狗汪汪汪地狂吠了起来。这种声音出现在小镇的半夜里，并不奇怪。我伸手摸出手电筒，起身披衣，撩起窗帘，窗外，月色下风摇树晃空无一人。寂静的夜吞没了急促的敲门声和狗吠声。

天亮，睡眼惺忪的我趿拉着一双破皮鞋，提着尿桶，走向马路斜对面的茅厕。枣花正蹲在里面看快手，边看边咧着嘴笑。“笑甚了？不怕臭气熏黄你的牙？”我把尿桶里的污水泼进粪坑。枣花说：“可失笑了，你看。”她把手机递给我，去提裤子。我说：“昨晚三点多敲门声很重，是不是又是找二虎的？”“是了，福狗老汉的老伴伴出不上气，找二虎输液了，也不知道咋样了，二虎到现在也没回来。”

二虎推开小卖铺的门时，我正忙着往柜台上补货。“他小草姨，给我拿一盒玉溪。”二虎一边扫码一边对我说。我给他拿了烟问道，“福狗老伴伴咋样？”二虎叹息着说：“福狗这个人，捏住个钱能捏出油花花，这老伴伴病的不轻，让他领去大医院瞧瞧，就是不去，说输点液就好了。我看呀——够呛了，脉弱的很了。”我说：“他老婆车祸死了不是说赔了二十万嘛？都给他儿子了？咋的也能拿出几个给这后老伴伴看病了哇。”二虎抽出一根烟，点了火，吸了一口说：“听他说都让儿媳妇拿走了，谁信了，还不是不想给这后老伴伴看病找的借口。”我给二虎搬了把凳子，“你坐，喝口水不？”二虎说：“不喝”。我说：“听说这老伴伴的子女也不管，是不是？”“是了哇，管甚了，这不就来回推嘛，她儿子们说了，伺候福狗累下的病，得他福狗家的人给掏钱看了……”说话间，二虎的电话响了，他没和我打招呼就急匆匆走了。

乡村医生范二虎用尽全力，终究没有从死神手里夺回福狗老伴伴的命。出殡的前一天晚上，按照习俗，亲戚朋友乡里乡亲都去点纸祭拜。鼓匠吹的此起彼伏，悲一曲，喜一曲的，响彻小镇。围观的人除了小镇上的男女老幼还有邻村的闲人散客。我站在人群里，和众多的围观者一样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几个年轻的鼓匠扭腰摆胯，摇头晃脑卖力地吹吹打打。六年前，那个从大树湾来到小镇的，被死了老婆的男人福狗领着到我的小卖铺买喜糖喜烟的叫曲粉粉的女人，在她65岁的这一天，安静地躺到了木棺里，闭目聆听满院的喧嚣。

小镇的茶余饭后是不会围着一个人或一个话题转的。福狗的后老伴伴曲粉粉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后不久，也就从人们的嘴里逐渐消失了。王胜利老俩口从北京回来的消息不到一天就传遍了整个小镇。白彩彩前脚跨进小卖铺，后脚还没跟进来，就神秘兮兮地和我说王胜利和韩桂花回来了。这是这一天第四个人告诉我王胜利两口子回来的消息。白彩彩一边扒拉着纸箱里的红枣一边说：“你知道不？王胜利去北京没在儿子家里住，儿媳妇嫌他们脏，给领到旅店住了一个星期。饭都没让在家吃，每天让外卖给送饭。你说这强强咋就娶了这么个媳妇？当初韩桂花夸她亲家公亲家母都是有脸面的人，还说强强命好一结婚就有大房子住。看看，这都结婚五年了，王胜利两口子第一次去北京就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这土拨鼠呀就不应该攀那金雀儿鸟。红枣几块钱一斤？”我说：“8块”。白彩彩说：“5块的卖完了？”我说：“卖完了。”白彩彩又说：“快手上卖5块钱的比这个大哩。”她把捏在手里的一个枣塞进嘴里，噗的一声枣核射进了墙角的簸箕，转身走出了小卖铺。站在旁边等着我称豆腐的铁栓婶翻了一眼远去的白彩彩说：“天天爱嚼舌头，管人家的事儿。看看她儿子偷鸡摸狗不成器，30好几了还找不下个对象。”铁栓婶是个贤惠的女人，男人死的早，她的三个子女都在大城市工作，老早就要接她去大城市享福，可她就是不去，不愿意打扰孩子们的生活。留在小镇养鸡喂猪种菜，说是给孩子们刨闹点吃的。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听铁栓婶骂人。

小镇黄瓜大的一条街在二十多年前是相当繁华的，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冷清的很。我坐在小卖铺的门口，端着南瓜粥，一口一口喝着。小卖铺的营业额与日下降，二虎去城里进药我让他捎带进20斤豆腐，天都快黑了，他还没回来。小镇老人多，豆腐卖的还算快。蔡卫国趔趄着脚步推着坐在轮椅上的老婆从西坡往下走，自从十几年前他们当消防员的儿子救火牺牲后，夫妻俩就相继病倒。他们经常坐在西坡儿子的墓旁，一坐就是大半天。

初秋，小镇的天空高而悠远。傍晚，风刮不动了，树摇累了，雀鸟归巢了，晚霞大片大片映满西天，遍野的葵花弯着脖颈俯视着大地，经历了风吹雨打，收割的季节已经临近。公路上开来一辆大巴车，停在了马路边的“巧媳妇农家饭”饭馆儿的门口，车上下来十几个老人，有几个老太太走进了马路斜对面的茅厕。他们是城里人，是从格根塔拉草原旅游返回来的夕阳红旅游团的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