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生长的乡村

那栋三层小楼突兀地站立在麦田里，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在春节时看到它了，第一次见，它的脚手架还没有拆去，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强硬地伸向麦田，和村庄其他的房子比起来，它显得另类高傲，如果说其他房子是排着队的农民，它就是被从队伍里挤出来的那一个。第二次见它和这一次一样，没有丝毫变化。

我是站在涡河岸边看到的这座小楼，那个村庄，叫冯楼，紧挨着曹市镇的一个村子。上小学的时候，村子里有几个同学都是冯楼的，我的同桌贵福就是。贵福是家里的独生子，娇贵得很，所以从穿衣到言谈，都和村里其他孩子不一样。他清秀、帅气，又擅长写一种长体字，工整得像刻蜡纸，这让我羡慕不已。最吸引我的，是他的父亲是生产队长，家境不错，时常有些闲钱买连环画，我近水楼台，在他看完后总是第二个读者。逢到周末，到他家去玩，他从床底下拽出一个装手榴弹的木箱子，打开，里面排得整整齐齐的都是连环画，恍如在我面前打开一座宝藏。

贵福的家是一个有着半人高矮墙的院子，那个时候，在村里，每家院墙基本都是那么高，主要是防止家里养的鸡鸭狗猪往外跑，并不防人，人在院子里的一切活动，墙外的人都一目了然，互相借个东西，隔着墙头就递了过去。所不同的，贵福家的房子是瓦房，这在当时的村子里，已经是富贵的象征了，凤毛麟角。家家门口都种着杨树、槐树、柳树、枣树之类，村子的外沿，一圈高大粗壮的阔叶白杨把村子密密地包围起来，风一吹，树叶就胡乱地拍打着，那是乡村特有的“风铃”。远远看去，被遮蔽在树影里的村庄，就像一艘乌篷船，而村外的庄稼，或绿油油，或黄澄澄，便是无边的随着季节变换色彩的水面了。

每一次去贵福家，从我家住的镇上，沿着一条只过得了拖拉机和牛车的土路，走进冯楼，就像登上一座幽谧安静的绿岛。“岛”上的住户各安其所，秋收冬藏，一切和村庄里的房子一样井然有序。哪怕是土墙上苫着茅草的土房子，也有着一种褐色的温暖，一个细细的烟囱冒着袅袅的炊烟，一个穿着黑棉袄的老人倚在墙角晒着太阳，一只黑色的土狗安卧在老人脚边，行人走过，老人从眼缝里瞄一眼，是熟人就说上几句，是生人就径自闭上眼睛，吧嗒吧嗒地抽旱烟，土狗也有了主人的超然，抬头看看路人，扭头看看主人，也闭了眼睛假寐。

只有吃饭的时候，庄里的人才四处走动起来，男人女人，大人孩子，一概端着粗瓷大碗，手里捏了筷子和大馍，边吃边走，一顿饭下来，约略可以走遍半个村子。房子里都不藏秘密，吃，当然也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

贵福门口往往是村里人吃饭常去的地方，一棵老槐树下，蹲着，坐着，站着的，唏哩呼噜地吃着饭，嘴里相互开着玩笑。一个庄的人大都姓冯，论起来，都是“一门头”，所以，辈分都在心里，无论开怎样的玩笑，一定不会乱了辈分，而在朴实的乡人心里，辈分就是分寸，就是因因相循的人情世故。

就有人说贵福，“你家瓦房是村里最好的，你爹又是生产队长，以后你结婚，得娶个漂亮媳妇，再让你爹给你盖三间新瓦房，啧啧，这小日子。”

贵福说，“我才不盖新房，就和俺爹娘住这院子。”

“可是常河？”

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沿着河岸走过来，他的问话打断了我对少年贵福的回忆。

其实，这样的问话在我的老家对我是一种陌生。因为初中毕业离开曹市镇时，我改了名字，老家的人都知道我有两个名字，但每次和我聊天时，依然会喊我原来的名字，或者根据我在家里的排行，叫我“小五”。

似乎是看出我眼里的迷茫，中年人说：“你认不出我了吧？我是贵福。”我俩蹲在河边，像两个庄稼把式一样抽烟叙旧，得知他的两个孩子都成了家，“闺女嫁到了镇上，儿子一成家，也分出去单过了。俺爹娘早就去世了，现在老房子俺老两口住，儿子结婚时，在老院子边上给他盖了三间屋。”

“那栋楼是谁家的？”

贵福狡黠地一笑，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得意，“俺家的。给俺儿子盖的，楼上楼下加起来10多个房间呢。”

贵福初中毕业后，没考上中专，就在镇上做些小生意，先是贩卖蔬菜，后来到处跑着收粮食，啥挣钱干啥，然后用挣的钱娶妻生子，又嫁了闺女，给儿子盖了房子。

“你儿子有房子了，还盖这么大的楼干啥？”我有些不解。

“得为孙子提前考虑。”贵福说，儿子结婚后，和儿媳妇一起到广东打工。儿媳妇生了孩子后，留在家里带孩子，贵福自己便也去了广东，在工地上做钢筋工，和儿子在同一座城市，好歹算有个照应，家里就留下婆媳俩人带着孙子。“一年算下来，总归能攒下几万块钱。家里就剩下她娘俩，地种不完，就在紧挨着村子的那块地上，盖了这栋楼。”

冯楼，已不是我记忆中乌篷船一样的村子了。贵福，也不再是那个就是娶了媳妇也不盖新房子的贵福了。何止是冯楼，我记忆中的皖北，贫穷是有的，脏乱差是有的，但每个村子一定少不了树，每个村庄都在树荫里怡然自得。现在，为了盖楼，村里村外的大树被连根砍伐，每个村庄都千疮百孔，越来越多的楼房，一点点膨胀出去，让村庄越来越高，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