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过年话粮本

一大家老小在兴致勃勃地享受着丰盛的年饭，年迈的母亲悉悉索索地摸出一堆旧物，其中最为打眼的是已泛黄的粮本。小一辈不知是何物，母亲摩挲着它，讲起了我们姐弟仨和父母这两代人所熬过的艰苦岁月，当年凭本购粮物的情景仿佛又在眼前重现。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物质短缺，城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凭计划供应。虽然父亲是国家干部，母亲在中学教书，经济上比一般人家稍宽松，但这并不意味着定额上有特殊。

我清楚地记得每个大人每月的粮食定额为二十七斤，小孩子的是十二斤，隔几年拿着户口本核定后再作调整。那时我和弟弟已是“小大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胃口特别好，家里的口粮定额好像不够用。于是，父亲总是找机会，偷偷地在集市买些高价大米和面粉。后来，母亲又找到一个好出路，与父亲山村老家的亲戚走动起来，让他们不定期地送些自产的新米和杂粮，还有“挤”出来的菜油和花生油，我们再用节省的布票、肥皂票、火柴票等，有时是现金表示感谢。这样一来，我家粮本上的定额有些结余，母亲就找门路兑换成“金贵”的全国粮票，还周济熟识家大口阔的邻居。譬如，左边隔壁的二婶家有六个孩子，其中四个男孩子很能吃，而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刚子和柱子，彼此是好伙伴，有时在我家疯玩，捱到饭点。母亲懂这些小家伙的意思，也不戳穿，多摆两双筷子，让他们放开肚皮吃。最后弄得这两小子不跟二婶亲，亲热地叫我妈为“干妈”。

每月米厂开仓放粮是小县城的一大盛事。为数不多的居民区粮油店前人头攒动，人们推着小车，挎着篮子、提着空袋子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排起了长队。排在前面的或许能买到新米，刚到的豆油或筒子面，后面的则可能是糙米或菜油，或存放很久的面粉。场面既壮观又杂乱，有时还要调派民警维持秩序。那会男女老少揣着命根子——粮本，伸长脖子向前张望，祈祷自家能摊上好运气。营业员个个都铁面无私，丝毫没有通融余地，发完货，在粮本上作记录盖章，即使偶有结余也不流转到次月。普通百姓再艰难，借钱也要把定额用完，然后在场外“小黑市”里，或向亲朋好友“赠送”定额；或原价转让。穷帮穷，一起度难关。

有一年春节前，上级特别开恩，凭粮本额外向每户居民提供数斤花生油、糍粑、上等面粉、鲜鱼和鲜肉或排骨，这时粮本具有最高“含金量”，老百姓真切地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

就是从那年起，国家开始搞活经济，物质供应逐渐丰盛起来，家庭主妇们再也不为过春节发愁。当国家宣布弃用粮本等票证后，母亲刚开始还不相信，疑虑犹存，直到拿着钱，从容地逛集市，按需按量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时，她老人家这才把没用完的票证珍藏起来。

已是耄耋老者的父母和我们这一代人感受到那粮本沉甸甸的分量，泛黄的页面记录着岁月的沧桑和不易。抚今追昔，我们教育下一辈人要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撸起袖子大干实干巧干，用自己的努力和拼搏，砥砺前行，去实现富国强民的伟大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