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花

上午最后一节课，班主任说，中午大家回家，换白衬衫、白球鞋，每人带一束塑料花来，下午有外宾。

我们都欢呼起来。外宾的到来意味着停课。虽然迎接外宾算不上一件有趣的事情，无论如何，总比上课要强，不是吗？

那几年，小镇像一个怀胎五月的女人，滋润，丰腴，意得志满，对未来充满希望。合资、独资企业一家接一家入驻，小镇居民对各种肤色“老外”，早已见怪不怪。每年总有一两次，有重量级外宾来我们小学访问，镇领导陪同。外宾不会空手来，有时送一架钢琴，有时送一台苹果“麦金塔”，有时送老师们人手一只保温杯。所以这个事情，校长比较重视。我们穿上整齐的服装，挥舞着手中的花束，在校门口列队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我回家对我妈说，老师讲了，要塑料花。我妈说，自己拿。和九十年代所有的家庭一样，我爸妈卧室里挂着一幅结婚照，颜色是后期染的。我爸穿一件灰色西装，双颊染成鲜艳的粉色，看起来有一点好玩。我妈身披婚纱，捧一束白色马蹄莲。两人都规矩地笑着。这束马蹄莲，就插在照片底下的花瓶里。

我抓起马蹄莲，有一支脱落了。我哇哇大叫，妈，花坏了。

我当什么事，我妈说，大惊小怪。这样，我拿胶水给你粘一下，不就好了？

问题是，折断截面太小，胶水无法固定，稍微一动就又掉下来，一副凋败的样子。我妈皱眉说，要么，用胶带贴一下？

我大声表达了我的抗议。身为中队学习委员，两条杠的班干部，怎么可以带一支伤兵一样的花去学校？老师会怎么想，同学们怎么看我，以后还怎么开展班级工作呢？

我妈灵机一动说，你去隔壁照相馆借借看，他们一定有。我忐忑不安地走到振国照相馆，很不幸，道具花已经被另一个小学生借走了。老板娘去仓库翻了半天，总算又找出一束来。我向老板娘行了个队礼，捧着花，喜笑颜开地去学校了。

学校后边是一片农田，可以抄近路。我走在田埂上，风吹动我的头发。春天，油菜花盛开，望去一片金黄。我看见咸菜瓶蹲在地里，我就喊，咸菜瓶，咸菜瓶，你在干嘛？

咸菜瓶挥挥手，朝我走过来。她的左手攥着一把鲜花，有野菊，有蒲公英，有牵牛，有太阳花，还有几支我叫不上名字，用橡皮筋箍在一起，五彩斑斓的。她的右手提着几支油菜。咸菜瓶不好意思地说，我在找最好看的油菜花。

她松开橡皮筋，把油菜插进花束，调整好位置，再重新扎起来。

我说，老师不是讲要塑料花吗？咸菜瓶小声说，我家没塑料花……她结结巴巴地解释，全村只有两户人家有塑料花，不巧的是，这两家都有小学生，所以，她就只好采一些野花来代替了。

我说，咸菜瓶，老师会骂你的。

我的同学显然被吓到了。我不满地说，你这样做，是给我们的班级抹黑。

咸菜瓶看看手里的花束，又看看我的，可怜兮兮地问，是不是……也差不多？

差多了，我摇摇头，一点都不像。

我不再理会咸菜瓶，自顾自走了。

我们列队集合，咸菜瓶小心地把花藏在身后，成功地躲开了班主任的眼睛。大家在校门口集合完毕。外宾快到了，教音乐的小周老师走过来，指挥大家最后的练习。她用好听的声音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举起花束，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喊口号。突然，小周老师快步走到咸菜瓶身边，严彩萍同学，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给老师看看。

操场一下子安静了，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咸菜瓶手上。咸菜瓶涨红了脸，嘴巴扁啊扁，像要哭出来。

哇！小周老师叫起来，好美的花！

小周老师高高举起花束，眯起眼睛，欣赏那含苞的牵牛、怒放的野菊和饱满的油菜。她的脸上荡漾着春天般的笑容。这是老师今天看见的最漂亮的花了，她大声地问咸菜瓶，一会结束后，可以送给老师吗？可以吗？

可以的，咸菜瓶用力地点头。然后她蹲了下去，紧紧捂住自己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