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小大衣

小大衣，对于50岁以上的人并不陌生，而对50岁以下的人可能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其实小大衣就是比棉衣大点，比棉大衣短点，有和棉大衣一样的毛领子，就像60年代焦裕禄披的那种衣服。

我也曾经有一件这样的小大衣，丢了，还引起轩然大波。

1979年冬天，我在咱们潞城当时的崇道乡羌城中学读初三。全班有18个学生，仅有5个学生上灶住宿，我是其中之一。羌城中学设在有天主堂的一个院子里。天主堂是村集体的粮食仓库，周围有一些房子，教堂西面有三排房，是教师的宿舍。教堂的东面有四排房，最南一排为学生宿舍，第二三排为教室，第四排为灶房。说是排房，其实一排也就6间房。

进入冬季，教师宿舍和教室生起了火炉，学生宿舍是没有火炉的，我们班的5名男生和高中一年级的12名男生，共17人住在学生宿舍的其中两间房内，两间房属南北走向，南面临街是一面实墙，东西两面墙各有两个大窗户，窗户木框上糊的麻纸早已破败不堪。北面墙没有窗户，墙中间有个门，只有门框，从没见过门。进门东西两边是用砖垒起的有60公分高的土炕。土炕上铺着稀稀拉拉的谷草。谷草上就是我们学生带的床单，当时经济困难，没有床垫，更谈不上褥子。无论春夏秋冬，晚上我们就是赤身躺在脏的不能再脏的床单上，上面盖被子。我的被子和别人的不同，他们的被子里装的是棉花，而我盖的被子里面装的是弹棉花弹出来的杂物。我的被子之所以装这种东西，就是我们村临近长治市制刷厂，厂里做椅垫，我村的老百姓承揽了做椅垫的活，椅垫里就是装过期棉花或弹棉花丢弃的杂物。老百姓为节约棉花，就把剩下的过期棉花杂物装入被子，顶替棉花。用这种“杂物”装被子便宜，但是这种杂物不仅不舒服，而且御寒能力极差。1979年冬天，母亲知道我“宿舍”没门，窗户没遮挡，就把家里很“贵重”的小大衣给了我，让我在晚上盖。

我的小大衣是文革期间，在石圪节煤矿上班的父亲为了躲避红字号和联字号的拉拢，上班就下井，下班就骑自行车走30多华里回家，奶奶心疼儿子，专门缝制的。里面装了弹好的上等棉花，里子是染了色的洋细布，表子的布料还是奶奶亲自织就的厚粗布，染成蓝色，小大衣的毛领子是奶奶用家里唯一的老母鸡换的。父亲很珍惜，穿了两年就给了正上高中的我大哥。大哥穿了三年，二哥又穿。虽然那时已破了四个窟窿，母亲补好后，二哥穿上还是挺高兴。二哥穿了三年，三哥像宝贝似地穿了两年，我上初三的冬天是母亲第四次拆洗干净，缝补整齐送给我的。记得我拿上小大衣往学校走的路上，都舍不得披在身上。尽管里外已有20多块补丁，迎着初冬的寒风，心里是暖融融的。

不曾想，盖了不到一个月的小大衣竟然丢了。我立即告诉我的班主任李沁莲老师，李老师觉得事情比较大，就报告给联校长刘金玉，那时，联校就设在羌城中学，羌城中学受联校管。刘金玉校长召集几个校领导研究，决定由一名副校长带人专门调查此事。调查了一个星期也没个结果。学校说着要补偿，也没兑现，只是把我晚上躺的位置又往里调了调了结。

时间过的真快啊。一转眼已37个年头了，但就象发生在昨天的事。正象伟大领袖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写的一句词“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现在想来，那个年代的人们是那样的清苦而又是那样的充实，是那样的贫困却又是那样怀揣梦想。真正的“人生有梦不觉寒”。其实，我们是顾不上寒冷，顾不上罗列困难。我们那个年代只有一个信念，努力学习，跳出农门。跳不出农门就得每天听村里队长的吆喝，安排到地里干活，就得拼着命地挣工分，放羊、收粪、割老蒿、撅地、拨谷、收秋打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