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电报

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且电话也不普及的年代，电报曾是传递信息最为可靠快捷的方法，我也与其结缘20余年。

1970年初，我被招入临潼县谭家小学任民办教师。到校第一天，校长就把收发报纸邮件的活交给了我。当年，邮递员把本村的邮件往学校一扔，后面的事就不管了。这些东西都由学生放学后带回交收件人，其中就有电报。电报是概不封口的，但我从没取出看过。

一天，一位收件人找到我，说电报上全是数字。原来这是一封漏译的电报。那一排排一行行的数字咱都认识，可就是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事。

当然，这个谜第二天就被解开，因为发电报的人回来了。他是回家探亲的，通知家人“到站接”。家人破解不了电报，所以未能遵命。他下车后只得咬牙连扛带提，把大包小包搬运回家。不消说，此人大光其火。

为了看懂天书般的电文，经过我的努力，邮局同意售给我一册《标准电码本》，毕竟我还是给他们帮忙的嘛。

通常电报都是以四位数字发出的，比如“读者”这两字，就是“6236 5074”。有了电码本，我想再有漏译的电报就可以大显身手了。不过可惜得很，上天却没给过我这个机会，出现这种失误的概率毕竟是极低的，但电码本还是派上了大用场。

那时，拍电报的费用是每个字三分五，其中电报费三分，译电费五厘，每封电报按20字起算。如果自己译电，至少可以省下一角钱。这在当年可不是小数目，有的生产队干一天还赚不到一角钱。从此，我开始为乡亲们拟电报，译电文。电文要以尽可能少的字告诉对方要说的事情，得反复琢磨，拟好后我直接译成电码。这样的电报只按三分计费。乡亲们省了钱，我也很有成就感。后来我改任大队会计，拟译电报更是成了分内事，电码本就装在身上，走到哪有人叫我，现场“办公”，更为方便。

1981年，父亲哮喘急性发作住院。我发电告知北京的大姐 “父病危速归”。姐姐接电后迅疾返乡，赶到医院。那时她正受命组织一个全国性的纺织系统会议，了解了父亲的病情后，在病房起草给各地的会议通知，要我帮她去拍发。当我把一厚沓书写整齐的电报纸递给邮局的业务员时，她盯着我看了又看，但还是没吭声地把单子接下了。

让人刻骨铭心的是，就因为在医院的这次译电，弄丢了电码本。后来，我又另买了一本，并一直保存到现在。

1990年、1991年，父母相继去世，我分别拍唁电通知外地的亲属回家奔丧。此后，就再没有拍过一次电报，也再没有人为此事找过我。这段经历使我养成了行文皆如拟电报的习惯，力求简练，惜字如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