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门的底色

不小心走进小镇的时候，总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这里五步一第，十步一堂，触目之处都是侯门深院，其中有参军第、司马第、贰尹第、秋官第，四余堂、五福堂、文华堂、德兴堂，等等，还有二兴大屋、宝光大厦等，第与堂之间扼手相连，飞檐之上钩心斗角，巍峨相逼。大宅门几度沧桑，曾凝聚烟云，堆砌繁华，撒播乡愁。

小镇叫上洋，位于阳江的西南面，濒临南海。姚为小镇大姓，姚氏祖先伯周，南宋末年进士，官至海南琼州知府。届满乘舟返回福建老家，路过上洋时候突遇台风，乃弃舟登岸，见此地山川灵秀，遂决意定居上洋。自始崇文重教的姚氏祖先着意开设私塾，发展教育，教授同族子弟。清朝初期小小的上洋村子就建起了育英、育秀、陶情和桂芳四个书室，其中规模最大的育英书室建筑面积达两千多平方米，平日里书声琅琅。在浓郁书香熏陶下，姚氏子弟读书蔚然成风，培养出许多优秀后辈，一个个年轻才俊从小镇走出去，走向全国各地从政、经商，建功立业。据悉，清乾隆至光绪年间，上洋姚氏就培养出文武进士、举人、贡生十七人，其中七品以上官职八人。小镇一度繁华。

徜徉在小镇凹凸不平的巷道上，一个疑问不时在脑海里浮现：为啥在各地发枝散叶的姚族子弟没有选择在外地生根发芽，而是在告老还乡时不远千里先后回到小镇上，回到生命最初的地方？翻阅资料才明白，原来古代中国统治者一直倡导“以孝治天下”，所谓“立庙堂忠君之禄，归乡里孝亲之泽”；推行“安土重迁”，即读书人通过科举到朝中做官，但家庭关系、宗族关系依然留在原籍不得随迁。一句话，他的“根”还留在家乡的土地上。自唐、宋实行科举取士以来，无论是京官外放，或是地方官异地赴任，皆有“内衙”以安置家眷，严格规定官员不得在任职地购置房地产。《唐会要》中记载唐朝出台一条限购政策：“天下诸郡，应有田宅产业，先已亲邻买卖。”即一切地皮和房产，如想出售，得先问亲戚和邻居是不是同意，此规定一直沿用至民国，前后持续了一千多年。《明代律例汇编》和《大清律例会通新纂》也同时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意思说，凡是官吏，胆敢在任职所在地买房、买田地，让朝廷得知，一经坐实就当贪污处理，扒光屁股打五十大板，开除公职，最后还要没收房子和田地。

之所以禁止官员在任职所在地购买房屋、田产的原因，说白了也是为了方便监督。因为统治者在查处官员贪污案中，发现违法输送利益的形式多种多样，尤其涉及无偿或者低价受赠不动产更难以查清。既然如此，不如直接来个“一刀切”，对贪污行为来个“零容忍”。要知道，在金融服务并不发达的古代，官员和其他普通老百姓一样，往往都把“买田置地”作为理财的首选。既然在外地任职期间，严禁官员“置买田、宅”，那么官员们的俸禄、积蓄或者其他收入，最合适的安排，显然就是回家乡买房置地，许多官员把“安全”告老还乡当作“唯一”的归路。

在此高压政策监视下，在外地为官的姚族子弟与其他官员一样，自然不敢触碰“红线”。在任上清正廉明，节俭持家；晚年告老还乡，荣归故里，在家乡大兴土木，建堂立第，彰显功名，荣耀乡邻。小小的上洋一时大宅林立，繁华叠砌。清乾隆至民国年间，小镇就建起了十五座堂皇的第和十五座富丽的堂，十多间大祠堂、宗庙。其中光绪年间通奉大夫姚嘉骥创建的通奉第规模最为庞大，府第占地面积逾万平方米，建有一百零八个房间，大小厅堂三十六个，府前开三个门口，正中大门楼上高悬着“通奉第”金匾，金光闪闪，大门联为“梁侯世泽，学士家风”，气派一时无双。

几经朝代更替，几许光阴荏苒。如今大宅门风光不再，几只燕子，低低地掠过雨帘，飞进寻常百姓家里。褪去了繁华外衣的大屋，露出了它们最初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