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文科班”

1986年下半年，高一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打定主意高二分科选学文科。那个时候是文理大分科，又没有后来的所谓“会考”，所以一旦选定文科，高一便可以完全不学物理和化学。我们中胆子大的几个，到了物理课和化学课，便自座位上唿哨而起，一人夹一本闲书，从教室里仰首踱方步而出，像骄傲的公鸡，视满堂男生的恣情开怀和女生的掩口葫芦如无物。那真是一个可以以文科而骄人的时代啊！

像我这样胆子小的，虽然人还留在教室里，也对老师的讲课充耳不闻。认真的好学生，已经低头看上了借来的高二历史书和地理书；我从来不是好学生，看的是从镇上邮局书报亭买来的《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这个时候我正痴迷于马原的“迷宫”，洪峰的“瀚海”，至于知道他们的小说属于所谓“先锋文学”，已是上大学以后的事情了。因此，我差不多是在这些先锋作家刚一出道的时候，就在高一的物理和化学课上读过他们的小说，这成为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吹牛的“资本”。

到了高一下学期，老师们其实对班上哪些准备学理科，哪些准备学文科已经了然。化学老师石志林从来不管我们这些准文科生；独有物理老师张绍忠有时会耍一耍我们，提问的时候，先把我们中的一个叫起来，然后还没等我们开口，便阴阳怪气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请坐下，你是学文科的！”每到这个时候，套用鲁迅小说里的话，课堂里便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转眼到了高二，文理分科后，四个理科班，两个文科班。诗写得最好的“狐狸”，高一的时候便办文学社，风生水起，整天穿一件破滑雪衫在校园里招摇，到处找女生朗诵他的新诗，可分科后却去了理科班，因为他的理想是做工程师；相反，参加省里的数学竞赛拿过奖的“叫驴”，却来了文科班，成为了我们的同学——只是为了不离开自己一直暗恋的班花，直把一向器重他的数学老师气得够呛。那确是一个“爱好文学”便可以“泡”到小姑娘的时代，那确是一个为了梦想与激情可以抛掷青春的时代！

不得不提《杂文报》。镇上邮电局的那个小个子职工因为常来文科班推销《杂文报》，成了我们很多人的哥们。《杂文报》以一张小报引领八十年代的思想潮流，“革故鼎新，激浊扬清”（《杂文报》报头）是那个时代的黄钟大吕。全班争看杂文报，最后班上却找不见几张杂文报——硬是传来传去给看没了！二十多年后，我成为《杂文报》的资深作者，和报社的老编辑谈起这些陈年往事，唏嘘不已。那时《杂文报》因经营困难，已是举步维艰，勉强维持到2014年底，终以一简短的“停刊公告”布告天下，一个时代就此落幕！

文科班人数少，却可称“群贤毕至”。“麦秆”和“秀才”具书家潜质。麦秆那个时候正临摹李邕的帖子，这个冷僻的唐代书家今天的美术专业人士也未必听说过。秀才的字那个时候已相当圆熟。镇医院最有名的胡姓大夫的诊室里就悬着他写的横幅，录的李清照的“夏日绝句”。我一直很遗憾他们后来都抛却翰墨，别有生涯。秀才大学毕业后着意仕进，然宦海风波恶，刚负责某局没多久，便因区区几万元而陷囹圄——他若能一意临池，相信也早凭书艺出头，何至如此！

那时没有补课，没有做不完的练习，后来中学里每月折腾一次的所谓“月考”（现在自欺欺人曰“学情调研”），我们那时连听都没听说过；班级墙报《晨曦》却由大家轮流编辑，定期刊出。李军的散文，写故乡风物；“鸭蛋”的小说，印象中竟有我们苏北老乡汪曾祺的味道，都是墙报上我们的最爱。我们班甚至有制谜高手。

1988年元旦晚会，学春晚穿插猜谜，班长王为民制作谜面，谜底全部是本班同学的名字。以“唐家部队”猜“李军”，以“墙角一枝梅”猜“辜芳”，这些还算不得什么；最妙的是以毛诗“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猜本班女神“谷彩梅”！去年同学聚会，谷彩梅没来，听说忙着在家带孙子。我们的女神已经做奶奶了！这个消息让全场黯然许久。好像这个时候我们方意识到，我们的青春已然gone with the wind（随风而去）。

今天，在这样的天寒地冻的夜晚，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当年的“文科班”，目的却不是借回忆自我取暖。当年，有个性、有梦想、有激情、有活力，以才气凌人，以狂气傲世的“文科班”如今安在哉？从在中学做老师的朋友那里听说，如今的文科班里汇集的多是“理科泪汪汪，文科眼茫茫”；选择文理的标准已经不是志趣，而是“能学理科尽量学理科，实在不行才学文科”；众多学校因选学文科的学生太少，开不起班而发愁……文科班之式微竟一至于斯！“文科班”的浮沉或是一窥近二十年社会价值观变迁的绝佳视角，社会学者、教育学者其有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