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的河流

走向河流的那天，天空蔚蓝如洗，水流有些湍急浑浊，发出比往日更嘈杂的声响。她穿过低矮的灌木丛和纷乱的草地，把几颗有些分量的石头塞进长衣外套的口袋。她的脚步异常坚定地向河流中央迈进，水打湿肌肤，透出一股冰凉。岸边的树林摇曳惊慌，她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打了几个寒噤。耀眼的笔尖在镜头里闪回多次，从白卡纸上发出犀利的伴奏音。水漫过头顶，打着漂亮的漩涡，她看到飘摇的水草，从深邃的黑暗中跑过来裹住生命的躯壳，耳畔顿时陷入一片荒芜的宁寂。

这是电影《时时刻刻》的开篇，也是一个女人生命的结束。此前，女人经常坐在乡下住所宽敞的房间里，夹着冒着微弱火光的香烟，用力地吸下去，又长长地吐出来。“偏偏就在这一天，她清楚看到自己的命运。 ”她把笔一次次插进墨水瓶中，又在那种白卡纸上塑造着书中主人公“戴洛维夫人”的命运。她在这间房子里，虚构着另一个女人的生与死、爱与恨、眼泪与欢笑，而最终，她自己从这里走向了死亡之河。

这是位于英国苏塞克斯的罗德美尔的一条河流。河流吞噬过各种不同的事物，但唯有吞噬这个献身的女人后，它才被更多的人、更久远的时间记住。在层峦叠嶂的文学世界里，这个女人被雕刻成一个不朽的名字——弗吉尼亚·伍尔夫。

那年夏天，我为了换取一纸证书，不顾酷热的袭扰，埋首于一堆意识流的经典作家中。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夫……这些声名贯耳的大师，高谈阔论一生都不会冷场。但我没有西西弗斯的坚韧，无法一次次把这些巨大的石头推到山顶，即使离成功永远都只一步之遥，而我最终半途知难而返。但当我几年后不带任何目的性重新阅读他们，特别是伍尔夫时—— 《到灯塔去》 《对于现代文学的印象》 《狭窄的艺术之桥》 《一间自己的房间》 ，却生发出美妙的感受，仿佛所有感官都敞开着。那些曾经的障碍、迷惑、痛苦、愁闷，那些冗长乏味的长句、坚硬如铁的思想，都与我友好地握手言和，就像体育课上的障碍跑，不知是我的身体长高了，还是跨栏降低了。

某个夜晚我在影像中与罗德美尔河流相遇时，仿佛看着那张脸像妮可·基德曼的女人，良久地站在岸边，眉头紧锁，愁容满面，一言不语。她素日欢喜的碎花长裙，在身影消失的河面上继续飘移，那么多人走过，都没来得及去拉扯一把。把她推向死亡的抑郁症在好些年前就开始光顾她的身体，不安的因子从哪里而来，没有人说得清楚。

出生于书香之家的弗吉尼亚，叫伍尔夫的名字是她嫁给伦那德·伍尔夫以后的事。身体不好的她没有去过公立学校，全靠父母的教读，但她天赋极高，在父亲的书房里坐拥万卷、睥睨俗世。读者熟知的她那篇被公认为文学界的女权主义宣言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 ，以讥讽之笔墨抨击当时男性作家对女性作家的歧视。有人考证，她的“女权”缘起于对父亲莱斯利·斯提芬重男轻女思想的愤怒对抗。斯提芬是英国19世纪后半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评论家和传记作家，与续弦夫人裘丽亚·德克华斯婚后生下了弗吉尼亚，但他只送了两个儿子到公立学校（后来又送进了剑桥大学） ，却把两个女儿留在家里。这让弗吉尼亚一生都心怀怨恨。命运总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父亲的这种轻视，又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弗吉尼亚，她终日在父亲藏书的河流中畅游，又倚仗母亲的语言、历史、数学等基础教育，奠定了她超过常人的文学根基和审美观念。

封闭而广泛的阅读，让弗吉尼亚在文学上的羽翼日渐丰满，但她身体里潜伏的疾病也伴随精神的远游而渐露端倪。1895年母亲去世，十三岁的弗吉尼亚第一次发作抑郁症， 1904年父亲去世时，她痛苦得企图自杀。在当时的认知里，人们局限地认识弗吉尼亚是患有精神病。在书房和卧室，她时常焦虑得像头愤怒的小兽，她不擅也不喜与人交际，在写作和思考陷入泥淖时不愿见任何人。长兄如父，哥哥索比·史蒂芬想到且能做的是给这个家换一个新的环境，以减少妹妹睹物思情所带来的困扰。1906年，史蒂芬携全家迁居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区。这次搬家，意外地给弗吉尼亚带来了文学史上一桩值得赞许的姻缘。

当时，史蒂芬那些剑桥的好友常来家中聚会，这样的聚会者的面孔中，有大名鼎鼎的小说家E·M·福斯特，诗人T·S·艾略特，批评家德斯蒙德·麦卡锡，经济学家凯恩斯。这个后来被称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文艺群体，成了伦敦颇负盛名的一处文学艺术中心。弗吉尼亚在这些交流者中，与毕业于剑桥的经济学家、政论家伦那德·伍尔夫恋爱并于1912年结婚。伦那德虽非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但这个“身无分文的犹太人”性格温和善良、待人忠诚、体贴入微，最重要的是，他青睐弗吉尼亚的文学天才，并心甘情愿尽一切努力支持妻子的文学事业。

婚后，伍尔夫的称谓在朋友圈里取代了弗吉尼亚。甜蜜的爱情并没有让她的身体状况发生好转，她的抑郁症发作，再次企图自杀。尽心善意照料妻子的伦那德，盘算着如何调剂病愈后妻子的情绪。他买来一架印刷机，与伍尔夫一道学习排字、印刷技术，尝试着编辑了两册小书，编辑的成功既带来了收入上的增加，又让伍尔夫有了一个精神上的关注点。1917年，这对夫妇索性创办了霍加斯出版社。

我曾经读过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伍尔夫日记选》 ，从1915年至1941年，二十六年的时光记录，她生前从未想过要去发表，那是些完全写给自己看的文字，有的从写下后她就再没回眸过。她去世时留下多达二十六卷的日记手稿。“由于过分的私人性质，在其中所谈及的许多人还在世时，这些日记是不便发表的。 ”伦那德是这么认为的，但他还是从这些日常文字中看到一个作家和艺术家的独特表达方式。在伍尔夫去世十二年后，伦那德精心选编了《一个作家的日记》 ，由霍加斯出版社出版后一售而空。这些日记多是伍尔夫对经典作家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拜伦等人著作的阅读笔记和随感评论，也有与当时英国重要作家哈代等人交往的纪实，更多的是她创作过程中的思考和情绪，日常生活心理变化的记录。它们完全是写给自己的“心灵史” 。

住过疗养院，情绪不稳，意识不清，脑里经常听到声音，自杀过两次，伦那德一直包容爱护被精神疾病折磨着的伍尔夫。他想带她远离战火的喧嚣和生命的残酷，到乡下过一种平静的生活，让她尽情挥洒才情去思考、写作。但自称“被医生包围，害怕生命被人夺去”的伍尔夫几度偷偷离家出走，有一次伦那德追到小镇上的火车站，两人发生激烈的争执。孩子气的她告诉伦那德，留下来就会死，要回伦敦，她无法面对生命的时时刻刻。那一次的伦那德以尖锐的言辞揭示伍尔夫的怯弱、病史。这比温和的劝解效果好一百倍，伍尔夫最终握住了那双刚在花园劳作沾满泥土的手。可以说，没有伦那德这个忠诚伴侣所奉献的无私的爱，伍尔夫的生命和创作都很难走那么远。

那些可能不太喜欢她意识流小说的读者，往往都很钟情她的评论、日记和散文（书信） 。她飘逸多姿的文字，既有散文的广博丰富，又有诗的凝炼生动，善于捕捉那些属于人的浮想、变化的精神状态。一个现象在时间里得到印证：伍尔夫去世后，她的作品继续发表出版，评论和研究的浪潮持久不衰。正如法国作家莫洛亚所言：“时间是唯一的批评家，使当时看似是坚实牢靠的荣誉化为泡影，也使曾经觉得脆弱的声望巩固下来。 ”

在阅读她的文字时，我常常会质疑，这个思想如此强健的女人，怎会跟抑郁症一拍即合。很长一段时间《时时刻刻》中的影像，伴随笔尖划过白卡纸的窸窣声音浮现脑海。她的忧愁、伤感、苦闷，在她所经历的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胜利、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年的各国工人运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的严重经济危机、二战爆发的纷乱时代，在她从霍加斯、阿什罕、塔维斯托克、梅克伦伯格到罗德美尔的迁家生活中，一度相随，不离不弃。纷飞战乱、时代变迁，让她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危机、厌恶、隔绝和怀疑。她就这样过着两种生活，现实中的和小说中的，美好的，或恐惧的；完整的，或撕裂的；自然的，或毁灭的。她常常发呆、出神，忘记眼前的存在，突然想起一件事就非得立刻完成，连多年的女仆也常有微词，她把女仆气喘吁吁地召唤去，又什么也记不起来要吩咐做什么。一个女人在世俗生活中遭到非议，但没有人能否定她在文学万神殿中的排列位置。

我一直以为伍尔夫都是不苟言笑、安静肃穆的，但偶然之间读到的一个小“野史”竟让我捧腹大笑。在与“布卢姆斯伯里集团”打得火热的那段日子，有记载的是1910年2月10日这天，弗吉尼亚假扮阿比西尼亚的门达克斯王子，前往韦默斯访问英国海军的“无畏号战舰” 。陪伴她身边的是弟弟亚德里安假扮的翻译，贺拉斯·科尔假扮的英国外交部官员，邓肯·格兰特等人假扮的随从。这支装腔作势的队伍竟得到了盛礼般的接待。天衣无缝的骗局被

当地报纸披露出来后，舰队司令威廉·梅伊颜面扫地，英国军界、外交界极度尴尬，这无疑是对当时英国国防力量和官僚体制的挑战。这场神话般的“王子秀” ，后来为人津津乐道，我没想到，伍尔夫曾经有过这么精彩的演出。我也在想，若是伍尔夫从事演员舞台，她的抑郁疾病是否会在不同的人生演出中得以消弭。

1941年3月28日，在罗德美尔的乡间住所写作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幕间》时，伍尔夫再度陷入到抑郁症发作的强烈痛苦之中。这个拼尽力气追求完美的女人，不愿将精神崩溃者的烂摊子留给丈夫，主动将拖累的“尾巴”斩断。那天早晨，她打开一个人的房间，通往外面的小路那么幽静，仿佛有种神秘的力量在召唤、牵引，她默默地走向平日呼吸着清新空气的野外，走向罗德美尔的河流之中。

“当你终于了解人生，就能真正地热爱生命，然后才舍得放下。 ”“永远不要遗忘，生命中的时时刻刻。 ”这些属于伍尔夫最后的人生台词，跟湍急的河流一道远走他乡。她也许是深深向往着，没有尽头的时间里，生命在这条波澜起伏的“河流”里获得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