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长有二月河

岁月匆匆，作家二月河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一年时间了。想起最后一次见到二月河先生，是2018年8月22日的夜晚。那时，他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转移到普通内科病房。

他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虽然神志是清醒的，但已不能说话。我噙着眼泪，注视着他微睁的双眼。我握紧他宽厚松软的手掌，仿佛感觉到他起伏的心绪。

最后一次接到二月河先生的短信，是2018年3月19日。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能接收到二月河先生发来的一条或几条短信。谈人生，谈励志，谈社会上的种种有趣和没趣的事。或者，互相通报一下平安。

最后一次与二月河先生通电话，是2018年3月25日，家乡的一位朋友要开展乡村旅游，希望通过我请二月河先生写幅字。二月河先生刚刚从病房里出来，主动打电话给我，问我的朋友什么时间去南阳。后来，朋友发来了他与二月河先生举着条幅的合影。

初识二月河先生，是在32年前。那是1987年8月10日的上午，我们在南阳二月河先生家中见了第一面——那是一个巷子尽头两间潮湿的陋室。我看见了几案上他挑灯撰写的密密麻麻的稿件，看见了他供盛夏放进双脚的水桶，看见他桌上那只香炉中袅袅燃烧的藏香。从这天开始，一位编辑与一位作者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亲密交往，开始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情感的交流。

从1991年，二月河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的第一卷《九王夺嫡》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到2002年，二月河先生的13卷本文集，包括《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30多年中，围绕着作品的编辑、出版、宣传、评奖，乃至版权的保护、转移、衍生，我与先生有过无数次沟通与交流，有过共同的喜怒哀乐。我在出版社当编辑时是热线联系，我在出版社当社长时是热线联系，我离开了出版社，去到长江出版集团任职，二月河先生签署授权协议，还是将他作品的守护权交给我。哪怕我退休后，去负责《荆楚文库》工作，有关二月河先生作品的相关事宜，别人还是想到我。

有人问二月河为什么舍近求远，将作品全部托付给外省的一家出版社出版？还有人不止一次地允诺用更高的版税，希望二月河将作品交给他们出版。但二月河和他的夫人，30多年如一日，始终相信当初的选择。

2006年前后，《二月河文集》出版几年后，他与夫人一起来到武汉讲学，多次向我提出将稿费再降两个百分点。我说不必了，你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远远超过目前的标准。这是我迄今为止，听一位作家多次提出要将自己作品的报酬降低一些。也许，他对于金钱的态度，他声名远扬而依然谦卑低调，是他赢得人们尊重的原因。

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人慨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尔虞我诈，但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与一位作家的故事，却说明人与人之间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信任与友谊。当然，在彼此之间，必须有经过时间检验，经得起岁月淘洗的心与心的碰撞。

20年前，在先生即将写完《乾隆皇帝》的最后一卷时，我们签署了写作晚清系列长篇小说《陨雨》的合同。那时，他身体尚可，希望通过文学的形象，思考晚清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与那个时代叱咤风云人物的命运。可惜，由于身体原因，写完“落霞三部曲”，他没能再从事鸿篇巨制的写作。

不过，一位作家，能有13本历史小说陆续问世，作品反复被改编成不同体裁得到广泛传播，得到海内外的高度评价，此生应当足矣。虽然先生的《雍正皇帝》在某些评奖中有遗珠之憾，但正如他所说，读者的喜爱是最大的奖赏。

巧合的是，二月河先生去世的2018年12月15日，也是我64岁的生日。也许上天安排，让我们牢记住生与死的转换，牢记一位编辑与一位作家的生死相契。先生瞑目矣！有您的13卷雄文，历史会将您镌刻在时间的年轮上，中国的文学史会留下您辉煌的足迹，中国的读者会一代一代将您放在心的祭坛上。

人间长有二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