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蒙古族同学

离开北京鲁迅文学院很长一段时间了，一些人和事泅淹在弥散的空气里，已随时光淡去，倒是热情豪迈的蒙古族同学，让我铭刻在心，挥之不去。

蒙古族同学天生豪饮，决不拉稀摆带。在同学联欢晚会上，我将斟满的酒杯举过头顶，以苗族的礼仪纯敬“寡酒”。蒙古族同学不明就理，问我何为敬“寡酒”，我就编了一个敬酒的理由告诉他们，那是苗家人的敬酒习俗：主人敬酒的时候，客人要欣然接受，不能用菜，酒下肚的时候，要发出“呱呱呱”的声音，喝酒像青蛙的叫声一样响亮，才能显示出客人的畅快和主人的热情。客人喝酒的时候，设若没有发出“呱呱呱”的响声，就不算“寡酒”，主人还要受到亲友和邻居的谴责。对我的说辞，蒙古同学并未细想，而是虔诚地接过酒杯，弹指天地，一饮而尽，几大杯酒呱呱下肚，然后，酩汀大醉，一点儿也不含糊。从那天起，他们记住了我敬的苗家寡酒，我记住了他们的民族情谊。

蒙古族的姓一般不和名字一起称呼，如杨根、哈斯巴根、汗达等等，至于白音草克图和娜仁琪琪格，就更不用说了（改汉姓的除外）。他们的姓氏是在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加上特殊的复数升格后缀而成的，是显赫部族和理想划过来的文化符号，如果不了解蒙古人的取名习俗，唐突有时就会发生不可避免的“尴尬”。

开课的第一天，鲁迅文学院的老师介绍我们相互认识，记得我和蒙古族的女同学打招呼先问的也是姓。

“你姓什么？”

“我叫娜仁”。

“我叫斯琴格日乐”。

“娜仁和斯琴格是我父家的族姓”。

对于我的无知和不合时宜，善良睿智的蒙古族女生没有表现出一丝怪嗔，而是巧妙地将我问的“姓”字换成了回答的“叫”字，在轻声慢语中矫正了我问话的错误，又绕开了碰触民族禁忌带来的不快和尴尬（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叫”与“姓”的问答，并非简单的一字之差，那是名字背后隐藏着的沉甸甸的民族特性：蒙古族妇女出嫁后，仍保留父家姓氏，如斯琴格，就是父家的姓。

蒙古人的姓和汉人的姓并不一样。

现在我们看到的蒙古族同胞的姓，那是公安部门为了“户口薄”和身份证，而将他们的“姓”从祖先名字中的某个字音译或意译成汉语，取一个字得来的。既然是应对汉族习惯，“姓”，自然就放在前边了。

我们同杨根哈斯巴根和汗达交流的时候，可以叫“杨根大哥”或者“哈斯巴根大哥”，切不可叫“杨哥”或“根哥”；可以叫“汗达大哥”或直呼“汗达”，切不可叫“汗哥”或“达哥”。

汉人有名有姓，蒙古人有名没姓。蒙古人的名字大都是按照本民族心理习惯起的，丰富多彩，很有特色。女性的名字，或钟情于日月星辰，或自比于花草树木，或偏爱于珠宝玉石，如丽娜（花朵）、娜仁（太阳）、萨仁（月亮）、敖登（星星）、敖登格日乐（星光）、其其格（向日葵）、其木格（花蕊）、塔娜（珍珠）、哈斯（玉石）。除女性外，男性的名字也极其意味，有的是历史人物或民族英雄的名字，如康熙、罗成；有的则寄托长辈的期望和祝愿，如吉日格拉（幸福）、巴雅尔（大喜）、巴图（坚强）、白音（富有）、布和（结实）；有的以勇猛矫健的飞禽走兽做名，如阿尔斯楞（狮子）、苏赫巴鲁（猛虎）、布日固德（雄鹰）；有的以贵重的金属做名，如阿拉坦（金）、孟恩（银）；有的以蒙古古代公认的社会尊者做名，如巴特尔（英雄）、必勒格（智者）、莫日根（神箭手）；有的为了纪念并盼孩子健康长寿，就以孩子出生时祖父的年龄做名，如乃仁台（八十）、依仁台（九十）。

近年来，各民族交往频繁，蒙古族的姓名也有很大变化，不少蒙古人改用汉姓、汉名，如司丽娜、何安达、李朵尔、魏赛音……他们的姓名，有蒙汉通婚，子女从汉姓的；有取蒙古族语和汉语谐音的；还有祖先有战功，封建皇帝赐汉姓的，原因不尽相同。现代的蒙古族年轻人学英语用汉名，紧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我们已经很难从他们的姓名与言谈举止上判断出他们是不是蒙古族了。所幸的是，我的五位蒙古族同学依然固守民族传统，沿用蒙古母语。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一样张扬质朴，他们的秉性和他们的习俗一样弥足珍贵。汗达、白音·朝克图、高娃、杨根·哈斯巴根和娜仁琪琪格，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在我的灵魂深处深深地镌刻着，一如发酵的老酒，在时光的沉淀中，越发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