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母亲

母亲赵春莲生于1909年，逝于1980年。每到母亲的祭日，她的音容就在脑中浮现。

母亲三岁丧父，外婆当时23岁，在族人的歧视的目光里，依靠仅有的5亩簿田，孤儿寡母度过了艰苦的14年。母亲17岁嫁入王家。那时，父亲已31岁，曾在外地经商，日寇入侵后，失业在家，后同同村的抗日英雄蒋三一起，参加抗日。1941年夏，父亲为共产党和八路军办事，被日寇到处捉拿。一次，日本兵掀翻了我家门，父亲拉着我迅速逃脱，灾难却落在母亲身上。母亲被抓到日本人据点，受尽折磨，却坚强不屈，始终没有说出父亲和抗日干部的藏身之地。4个月后，母亲由村民用担架抬回，半年后，身体才得以恢复。

母亲为王家生育了5个孩子，三女二男，我是老大。老四，也就是我的弟弟，是在茅房降生的。出生时还活着，由于医疗条件差，未能留住。在缺衣少食的艰苦条件下，母亲每天要做8个人的饭菜。她身高1.5米多，体重不足百斤，又是小脚，却日复一日，数十年辛勤劳作。

三年困难时期，母亲身体浮肿，营养不良。“文革”时期，我被打成太原市教育战线的“走资派”，两年多未能回家，并扣发了近两年的工资，爱人也被迫避居乡下。我母亲带着我的3个孩子艰难度日。三间房被造反派打砸得一块玻璃都没留下，只得用被子钉在窗上御寒。《山西日报》针对我的事件在头版作了报道，并发表社论。对此，母亲都顶了下来。我被“解放”后，在太原某中学任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近7年间，早出晚归，很少能帮上母亲的忙。1979年底，我调至省内一中专学校。当时，已招收的两个班的孩子一个学期开不了课。当时只有两名教师，我忙编大纲，选教材，请教师，忙得吐血。这时母亲却患了肝癌，不得不住院治疗，我与妹妹轮流陪侍母亲，但我只能在夜间守在母亲身边，没能尽到孝心。4个月后，母亲就离世了。离世时，我不在场，她当着医护人员和病友说：“我儿子很孝顺的，他太忙了。”母亲一辈子受尽苦难，却从不说孩子们一句不是，处处呵护子女们。

母亲也曾有过美好的向往，但昙花一现。1954年，也就是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我暑假回到家，母亲对我讲：“某某对我很有意思，他直接向我说了他的想法。”母亲当年才45岁。她同我商量，我摇了摇头。我把母亲和三妹接到太原来，我以为这就是孝顺。这件事让我终身后悔，我一摇头，即破灭了母亲对幸福的渴望。

我今年88岁，不知什么时候也要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如真的有天堂，我会在那里补偿我的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