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笺·风物

如果以一件物品代表洛阳，那必是牡丹无疑。

少年时，我曾羞于谈起牡丹。似乎这种花因为象征富贵而流于庸俗，一旦沾上，就再难高雅起来。在白衣胜雪的年纪，有着神经质般可笑的精神洁癖，容易被别人的观点左右，说出自己都不懂或是违心的话。

关于牡丹，多数人跟我一样，受了周敦颐《爱莲说》的影响。“牡丹之爱，宜乎众矣。”仅仅一个“众”字，就让敏感的少年萌生了万千抵触。象征“隐逸”的菊花、象征“高洁”的莲花，自然是人中龙凤，选择这些花，会显得与众不同。选择牡丹，就意味着泯然众人，是很难接受的。

那就折中一下，选择梅花吧。这是一种开在漫天飞雪中的花，天生具备“为有暗香来”的低调，似乎是“知识分子”的不二之选。事实上，梅花确实是很多中国人喜爱的花，犹如清癯的高士，让人生出许多瘦弱的联想。

既然瘦弱是美，丰腴又何尝不是？

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个道理。梅花与牡丹，似乎是两种审美的极端，一种是极致的简约，一种是极致的雍容；一种是极致的单纯，一种是极致的浓烈；一种是极致的内敛，一种是极致的开放。因为极致，所以动人；因为动人，所以都“宜乎众矣”。

置身于四月，置身于这座城，才能深切地感受到“宜乎众矣”这四个简简单单的字，蕴含着怎样一种壮阔的风情。“姚黄流金三千顷，魏紫铺玉十万家。”看花的人潮涌动在大街小巷，大街小巷充盈着缤纷的色彩和醉人的花香。所有关于灿烂或繁华的注脚，都可以在这里轻松找到。这座古老的历史之城、传说之城、诗歌之城，此刻变成了牡丹之城、繁花之城。

一千多年前的今天，花的艳潮也许正在盛世大唐的桥边陌上、宫内坊间肆意流淌。整个城市都在为它疯狂。人们簪花而行，狂歌痛饮，醉卧丛下。诗人们酒气萦身，呼朋唤友，肥马轻裘，踏花归去，一路写下荡气回肠的句子。还有从各地赶到中原的王侯商贾，他们为求珍品，争相竞价，一掷千金，珠玉如土。甚至还有胡姬，那些容貌艳丽、装束奇异的外邦美人，三五成群，嬉笑而来，性感的嘴唇发出浓重的域外口音，火辣的腰肢缠着香艳的异域风情，故意挑逗着京都少年们炽烈如火的目光。

在那徜徉花海的人群里，或许有怀才不遇的青年李白、情窦初开的太平公主，或许还有你前世心仪的翩翩少年、妙龄少女……

或许，这才是“国民之花”的动人之处。

最早的牡丹，或许代表了爱情。三千多年前，在《诗经》的暮春里，青年男女们互赠牡丹和芍药来表达心中的爱慕。与今天热恋中的情人们热衷于消费玫瑰这种价格不菲的舶来品相比，古人显得多么朴素、雅致。或许是因为这种花朵艳丽饱满、光彩夺目，与热烈的爱情有着气质上的契合，用她来形容情人，胜过一切语言文字，因而当仁不让地成了“爱情之花”。

很难想象，雍容华贵的牡丹出身贫寒，长在乡野，历尽磨难。欧阳修曾写道：“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原来，牡丹早先算不上什么名贵花木，仅仅是普通百姓灶膛里的柴火而已。

谚语云：“牡丹长一尺缩八寸。”牡丹当年新枝的上半部分到冬天自行枯死，仅剩少量木质化成枝，这样的生长规律，恰与“厚积薄发”的传统哲学一致。俗话说：“牡丹舍命不舍花。”当牡丹在不适当的季节移栽或营养不足、环境骤变而难以生存时，就会积聚全身之力，让花朵盛开，把最美的一面展现给世人，然后心甘情愿地死亡。这虽是植物适应环境变化、进化和繁衍后代的本能，但这种行为与人的美德何其相似？

谁非过客，花是主人。在洛阳，城市的浮华与历史的光芒可以渐渐剥落，唯有牡丹依旧盛开。

我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父亲军装整洁、英姿焕发。那时，他还没结束漂泊，但已对洛阳心仪许久。那是他第一次带我们一家人来看花时的留影，留影的地点，就在最负盛名的王城公园沉香楼前。彼时的我，还是在他臂弯里吮吸冰棍的小孩子，对于眼前的这座城市没有任何概念，更不知道，几年以后我会被她接纳、养育。

我的儿子，跟那时的我年龄相仿，却早已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他外婆家的村子里，有一片种牡丹的大田，所以他早早地就见识到了这种花的绚丽夺目。与那些生长在田野里努力开放的细碎的花相比，在他的眼里，只有牡丹这样灿烂的植物，才配得上“花”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