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华

通华现在应该有八十多岁、快九十岁了。

记得那次见到他，虽然他仍是那样高大，同样穿着过去常穿的灰色半旧中山装，但满脸沟壑，愁容满面，言轻语低，已无往日信心满满之丁点痕迹。与之交谈，知其两子均在南方城市的两个外企工作，大儿子从事雕刻，小儿子专做首饰设计，而且两个儿子在行业里都小有名气，常有款项汇回。但其对此并无欣悦之感，反而兴叹世事之无常，人事之不古，言辞中总透出对往昔的留恋。

听长辈们说，"大锅饭"那些年，由于村民们吃不饱肚子，就偷着上山开地种玉米、种红薯、种土豆、种小米。公社三令五申禁止这种私种黑地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并将当时的大队支书光湘叫到公社严加批评。回家后的光湘，除组织村民进行必要的集体劳作外，对村民私种黑地仍然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更有甚者，他对那些想出去打短工挣钱的手艺人，象补锅匠、劁猪匠、石工、木工这些人，他不但不加阻拦，只要他们愿意按月给生产队交一点钱，他就给他们出具介绍信，让他们走村串寨去赚钱。

当时年轻力壮、对党忠诚的共产党员通华除了生产劳动积极外，还特别爱学习，只要一有空他就看报纸。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贵州日报，他每天必看。随着他理论知识的不断增长，他对光湘的领导产生了怀疑，曾多次在会上引用社论、时评批评光湘，说光湘不按党的指示办事，是资产阶级的黑后台，还多次向公社党委反映光湘的违规领导。公社党委对光湘进行过多次谈心教育，但均不见效，游书记一气之下将光湘的支书撤了，任命通华为大队支书。于是，通华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村解放后的第二任村支书。

通华一上任，就带着民兵，背着全自动步枪，上山将村民偷种的玉米红薯等统统毁掉，声言谁再偷种农作物就开谁的批斗会，又将外出打短工的村民全部招回，给他们戴上"小资产阶级"的帽子严加管教。除了必要的田间劳作外，他组织村民两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学习中央指示精神，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批斗那些敢于顶风作案的"小资产阶级".那时，通华春风满面，说话声音洪亮，由于不需与人商量，什么事他都按照报纸上中央的指示办，还有公社游书记给他作后盾，他处理问题既果断又利索。他带着民兵，背着带刺刀的全自动步枪，每天数次在村里巡逻，随时准备抓捕那些敢于乱说话的村民，弄得村民们不但要忍受腹中无粮、身体凄寒的肉体煎熬，还要时时刻刻背负着怕做错事、怕说错话、怕受批斗的沉重思想负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我那偏远的家乡，在镇党委的多次劝说下，光相重新出任村支书。从此，通华和村民们都开始在不经意中改变了。通华虽然还是每天看报，但说话的声音却变小了，脸色也变得越来越暗淡，谈论时事时，他总是唉声叹气。而村民们的脸却越来越红润，说话办事慢慢变得底气十足，遇见人时不再问"吃了吗",而是问"在哪里发财",话里、笑里都潜伏着无穷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