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事情

那是冬天的事。我小时候在东北生活，真冷，你要是站在雪地里不动，骨头都能冻酥了。但小孩子又不是木偶，怎么会不动呢？我们生活的部队家属院里有一口井，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吃水都靠这口井，自己压水喝——一根管子伸到地下，上头是一个呆头呆脑的铸铁做的圆家伙，我们通过一抬一压的重复动作，把管子里的气体抽空，把下面的水抽上来。一到冬天管子就被冻住了，要压水，先要提一壶开水，顺着管子浇，把里面的冰烫开，才能抽出水。有一天早上，没人注意，我悄悄溜到水井边，想舔一舔管子，试一试舌头能不能把管子里的冰化开。我半蹲在地上，张开嘴，果断地伸出舌头，管子仿佛有强大的吸力吧，把我的舌头粘了个结结实实，瞬间，一股寒气“沁人心脾”，透心凉。我感觉不妙，往回扽了扽舌头，可是，“焊”得很“死”。越扽，“焊”得越死，很疼。我要是再扽，结果只有一个，牺牲我那可爱的舌头。我知道壁虎的尾巴断了可以再长，但我不是壁虎。我一点办法都没有，纹丝不动地蹲在那里，挺着脑袋，张着嘴，吐着舌头，像一只仰天长叹的青蛙。连哭的可能都没有。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天气里，如果再冻一会儿，我会成为水井边的一尊冰雕。我特别盼望有人来救我，可是大地白茫茫一片，孙猴子也搬不来救兵。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我现在还能写这篇文章，证明我的舌头还在——这是个错误的逻辑，我又不靠舌头写作。实际上，我很快就解脱了，但是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舌头上的一层皮不见了，永远留在了管子上。当我满嘴血丝呼啦地回到温暖的冒着炉火的屋子时，一家人吓了一大跳。我掩盖不住自己的伤，强忍着疼痛，诉说了刚才的经历。按照父亲的脾气，要狠狠地揍我一顿才行，可是，他是革命军人，不能打伤员。

东北的冬天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我的舌头虽然不幸遭受了一场“浩劫”，但是在那一天的前前后后，它主要的作用还是用来品尝东北的美食。黏豆包。夏天没多少人吃，冬天的时候家家都做，蒸了一锅又一锅，放到屋外去冻，冻成冰疙瘩。吃的时候，拿进来几个，上火一蒸，冰雪很快消融，豆包呈黏黏糊糊的形状，又不会黏成一团，蘸着白糖吃，真甜。里面的豆沙馅也很甜。前几天，我和东北的同学说起黏豆包，他很惊讶，问，你还知道黏豆包？显然，他一直当我是西北人。我是西北人，但幼时跟着当兵的父亲在东北生活，他是不知道的。冻豆腐。东北的大豆好，做的豆腐也好。家家都有小小的圆圆的石磨，女人都会做豆腐。一盘盘热腾腾的豆腐在风里雪里很快凝固，坚硬得像一块块石头，颜色也由白变黄。冻豆腐是东北人冬天绝妙的美味，炖骨头，炖白菜，炖酸菜，炖粉条，都可以放冻豆腐，那与吃新鲜豆腐完全是两种感觉，咬着很筋道，味道很独特，百吃不厌。

我们虽然顽皮，却从不开食物的玩笑，也从不无缘无故得凶狠。我们滚雪球，打雪仗，用的都是雪。就算谁被打中，被打破鼻子，流了鼻血，也没有谁跑回自家的院子抓起冻豆包、冻豆腐，恼羞成怒地狠狠地向伙伴儿头上砸去。

那样的冬天，南方人是不敢想象的，也想象不来，有的人一辈子甚至都没见过雪。我在南方过了很多个冬天，南方的冷，往往是阴冷，有时候阴雨连绵，挺难受。但是，我是见过“大世面”的冬天的人，比如我正在经历的这一年的冬天，着实有点北方的性格了，有强烈的风，街上的树还好，但我们阳台上的那些树摇得很来劲，在屋子里都能听到树叶摩擦发出的欢快的声音。窗外悬着的一股股凉气顺着窗户缝隙一阵阵袭来，吹到脸上，但不刺骨，很清冽，让人清醒。桌上的一杯热红茶已成冰茶，很好喝。

晚些时，我走在路上，竟然下雪了，不过，那是一粒粒的小雪珠，是“霰”，是唐代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里的一句“月照花林皆似霰”的霰。我小心地捻着它，富于质感，柔韧且倔强。我用整个面孔承接了它，我整个人，从里到外，似乎都被漫天蕴蓄的雪珠涤荡得清清澈澈。清清澈澈的还有路边的花花草草，一棵棵树，它们虽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冬天，但是，很精神。

这时，我接到母亲的长途电话，她说，我看天气预报了，你们那里很冷。我说，怎么会呢？

我想让母亲来南方过个年，父亲已经不在了，她很孤独。我特别想让她来南方吃几顿我做的饭，还是我小时候她做给我们的，酸菜炖粉条，小鸡炖蘑菇……我不会做黏豆包，她要是肯教，我想学。天气好的时候，我想陪她到南方的草地上晒太阳。

只是，也许在她抵达南方的时候冬天已经绕走了；但冷与暖，永远是心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