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

恩师蒋星煜先生在世时鹤发童颜，幽默风趣，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宽容——初次见面，是严肃的入学面试，我以为一定有很难的学术“天问”等着我，但先生只是稍微问了问，说了句“直升的小囡确实不错”，就放我过关了。也许是看出我有点儿紧张，还微笑着加了句：“小姑娘蛮小巧的，我也不高，我们有师徒相哦。”万分惭愧的是，我与先生也一直只有在身量上的相似了。

不过我很快就感到，先生虽然很少“言教”，但身教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我在先生身边的时候，他正进行《西厢记》版本研究，一篇篇论文，一部部专着，让我和师兄“不寒而栗”，再怎么用功写的作业，也不敢给先生看。我们还每每在去先生家的公交车上，相互嘀咕推诿：“等下你先交啊！”先生敢于推翻前论自我否定，在学术界有口皆碑。

去年底，我去浙江电台做节目。这次直播，是我为蒋先生送上的一瓣心香。我的恩师们，齐森华、赵山林、周秦等教授，都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山高水长的蒋公之风。还有，中山大学康保成教授强调：“蒋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清晨，他从广州到上海先生寓所拜访，先生开门纳客：“如果你是上海本地的我就不开门了，因为我熬夜工作，刚刚才躺下。”在我的记忆里，除了先生的书房汗牛充栋，还有课后我和师兄享用的正宗西餐。每次去先生府上，他都按约定时间在阳台上迎候，而且必有好茶招待。

课余还常跟我们说点儿小掌故，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参加的一项工作是审看大量影片，其中一部是以妓女解放为主题的《姐姐妹妹站起来》，先生说，好不容易都看完了，他们就“哥哥弟弟倒下去也”，惹得我喷茶。

在谈一位着名戏曲学者时，先生说，那位前辈因所在单位级别低，一辈子没机会评正高，所以挽联应是“生亦为人员（即研究人员而非研究员），死亦为鬼员”，冷幽默中透着悲悯，至今恍如昨日听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