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民的父亲

今年清明节，是父亲仙逝后的第一个清明节。2015年9月30日，我父亲不慎跌倒，再没起来，享年86岁。留给我们是无比的悲伤、无限的思念和巨大的精神财富。

父亲出生于常宁市原鹅院乡良林村。他不仅身材魁梧，强壮有力，年轻时能挑起200斤重的担子；而且性格开朗，胸怀宽广。抗美援朝，积极报名参军，保家卫国；农业合作化之后，又应招入厂，成为涟源钢铁厂的员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响应国家号召，又重回乡里务农。父亲识大体，肯吃苦，会做事，无论是当兵、当工人还是当农民，他都多次得过奖。农村搞大集体时，父亲对生产队里的事总是首先放在心上，安排他做的农活，不管多重多累多难，他从不推辞，并且教育我们说“什么事总得有人去做，天上不会落粮食的。”由于父亲做事勤快，舍得吃苦，在我们生产队里，一年下来，他工分挣得比别人多，自家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和庄稼也长得比别人家好。“文革”期间的有一年，由于极“左”盛行，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公社干部，到大队“蹲点”时听信馋言，要把父亲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典型来批斗。好在父亲为人正直厚道，邻里关系融洽，湾里众人出面说“情”，才免于一劫。

父亲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从小时候起，他就教育我们“坐要有个坐相，站要有个站相”；“对人要有礼貌，三人行路，少者吃亏”；“吃饭不要说话，碗里不能剩饭，掉在桌子上的饭要捡起来吃掉”。我们从读高小开始，每天放学回来之后，不是下田扯猪草、扯鱼草，就是上山去砍柴、去放牛。稍大一点了，父亲更是手把手地教我们做各种农活。父亲常告诫我们：“农村出来的人，当农民就得像个农民；就是今后不当农民，也要晓得农民的艰辛。”父亲的谆谆教诲，铺就了我们的人生道路。我17岁应征入伍时，大部分农事技能已基本掌握；工作44年中，始终注意踏实干事，守住本分。

父亲与乡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65岁随我们住到城里后，不管哪家婚丧嫁娶，他都要与母亲回去参加，直到去年仙逝。我1981年从部队转业回地方工作后，一些乡亲常进城找办事，父母亲总要留他们在家吃了饭才让走。由于很多事难以办到，父亲总是叮嘱“能办事的尽量办，办不到也莫不耐烦。”1993年入冬后，父亲有一天特地跟我说：“村里有好几位老人家境不好，过冬有困难，有没有办法帮衬一下？”我立马与民政部门联系，按政策解决10床棉被和10套棉衣，连同我自己买的10双棉鞋，4天后就送回村里，交由村支书分送给特困户的老人。

父母为养育我们7个子女，起早贪黑、含辛茹苦，费尽了心，吃尽了苦。除了队里出工，家里养鸡鸭、喂母猪、放鱼塘、烧砖瓦这些事，只要多少能挣点钱的，样样都干。他们几乎每天都是披星戴月，忙到半夜。父亲是泥瓦匠，每到农闲季节，他都要外出“抓现金”，有时早晚来回要赶二十多里路。上世纪70年代初那几年，父亲被安排在公社林场，他白天出工，每天下午收工后都要挑一担百几十斤的柴送回家，来回一趟就是十五里多路啊！而家里卖柴的收入，是我们学费的来源之一。

父亲对清明扫坟十分在意，觉得这是传承祖德、教育后人的大事。每年清明节前都会早早备好供品，并与家人联络。清明日与我们一起回乡，并带着锄头、镰刀，同我们一起上山，为故去先辈的坟墓除草、培土。80岁以后，父亲腿脚有些不便，我们不让他再上山，但他仍坚持要一起回老家。而今，清明临近，我们照例会回到老家去竭拜先祖，祭奠故人。而伟大的父亲却已仙逝，不能再与我们同行。每想到此，我心如刀割，泪如泉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