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心不已的老母亲

母亲年龄大了，总爱回忆过去的事情。吃过晚饭，母亲点燃一支香烟，用力吸了几口，看着电视里的十九大代表专访节目自言自语地说：“唉，现在都老了，发挥不了带头作用了。”我惊讶地问母亲：“您想发挥啥带头作用呢？”她说：“党员带头作用呀！”然后，就说起了她年轻时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的故事。

母亲20多岁时，在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顶得上一个男劳力。那时，队里有几头驴子，其中有一头驴子性子暴躁，干活时不服帖，经常咬人踢人，男劳力都不敢使用，下地都拣性子温顺的驴子使唤。母亲说不敢用她用，她给那驴子带上笼嘴子，拉住缰绳，一刻都不敢松手，这犟性子驴干活快，一晌下来比其它牲口多干一倍的活，一天下来，母亲累得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一年秋天的傍晚，母亲干了一天活放工回到家，发现年幼的哥哥发高烧，必须骑驴到十公里以外的一家医疗站看病。队里性子温顺好使的驴子干了一天活在歇息进食，只剩下那头没人愿意使唤的犟性子驴。没办法，母亲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子连饭也没顾上吃，拉着那头驴，驮着哥哥，赶夜路去医疗站看病，回来已经是晚上后半夜了。

我两三岁的时候，母亲参加生产队劳动没人照顾我，她就用一条布带子把我绑在脊背上下地干活。春天给麦地锄草，一块地有500多米长，母亲背着我从北头锄到南头，又从南头锄到北头。她锄地又快又干净，等到歇半晌的时候，我已经在母亲的背上睡了过去，母亲累得腰都直不起，才把我解下来休息一会儿。

母亲总是把集体看得很重。父亲是教师，母亲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可是家里的事再要紧，她也不轻易向生产队请假。有一年夏天，生产队三夏正忙，母亲下地前把我们锁在家里由老大照管，等到中午母亲放工回来，三弟抽风已不省人事，吓得母亲顾不上做饭，抱起三弟就往大队医疗站跑，半路上遇到一个老中医，掐了人中穴又扎了几针，三弟才缓了过来。老中医掐着三弟的中指关节说，幸亏我们半路相遇，这病已快过三关，过了三关就没救了。

母亲在队里干活总是干得最快最好。夏收时节割麦子，别的社员占四行往前割，母亲占六行往前割，一大块地别人割到一半时，母亲已把他们远远甩在了后边，别人割到两个来回时，母亲已割了三个来回了。她割过的麦子，麦茬较低，放置整齐，很少遗撒。火辣辣的太阳烘烤着大地，划一根火柴，整个地里就会着火，母亲把毛巾用水泡湿，拧成半干，顶在头上遮挡太阳。收完麦子，该种回茬秋庄稼了，队里有时男劳力不够，母亲就顶替男劳力出工。她自己套牛犁地耱地。她犁的地一铧靠一铧，犁沟细密，每块地的边边角角都能犁到，不留死角。她耱出的地表面平整，土质细碎，种下的种子发芽早，出苗齐。

1976年冬季，队里响应上级号召搞农田基本建设，集中劳力平整土地。一天下午，天气骤变，刮起了大风，人们冻裂的手根本不听使唤。突然，一辆拉土车向母亲撞来，翘起的锨把打到母亲的头部，母亲顿时倒地昏了过去。半小时后母亲恢复了意识，跌跌撞撞回到家里，只休息了五天，就带着病痛又上工去了。从此以后母亲经常头疼，眼前发黑，一年后才去县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前额骨折，导致脑震荡，落下了终身残疾。

母亲1964年入党，那时年轻，又是妇女队长，无论干啥都讲究带头意识，宁可把自家的活放下，也不能耽误队里的事情。母亲白天参加生产，晚上熬夜纺线织布、缝补衣服。那时家里穷，买不起缝纫机，晚上点着煤油灯一针一线缝缝补补。我们兄弟多，母亲累死累活，除了过年，平常难得穿上一件像样的衣服。母亲是全家唯一的劳力，工分挣的少，劳动粮也分的少，家里经常春夏口粮接济不上，直到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的1981年，粮食才基本够吃了。母亲说，那时拼命参加生产劳动是为了多挣工分，多分劳动粮，最主要的是党员要起带头作用，咱做党员不能让人说咱不起作用，党员得带领群众往前干，队里的生产才能搞上去，社员才能多分粮食。

听着母亲的故事，看着母亲堆满皱纹的脸庞，我心里一阵酸痛。母亲年轻时受了不少煎熬，吃了不少苦，现在是该享福的时候了，可她却已经变老了。但是，从母亲苍老的脸上和说话的语气里，仍能看出她一辈子顽强的性格和坚定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