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位裁缝的记忆片段

作者: 谢冬梅2021年05月19日唯美文章

油菜已种到地里,施过肥。山上的柴已砍回来,捆成把,围着门前半山坡上的老槐树,垒成堆。白菜萝卜种下不久,自个儿在土里长着新绿。秋收的稻谷收藏在仓里,散发诱人的清香。一年中的最后一季,跟在北风的背后来临。

若秋天是萧条,冬天则是干净。天空没有云彩。一座座山,没有杂草,没有荆刺,只有几棵树干枯地支着,像秃顶前还倔强着不肯离开的几根细发。田间,收割后的稻草垛或有或无地正在消隐。

那时候,农村的冬天,就是这样了。山上山下,凡是能点燃的,都砍回家做柴烧,甚至那些躲在地下的根,我们都不会放过,一棵一棵,挖回家晒干做柴火。

就在我们追着北风在山坡上攻城踢房子的时候,外公来了。沿着空旷田野里那条蜿蜒的小溪,像天使,在我们焦急的盼望中慢慢走来。

我们都叫他外公,其实他不是母亲的父亲。在母亲还没和我的父亲相识时,我的父亲被媒人介绍一个女子,但因彼此不中意,没有产生爱情,却留下友情。外公是那个我们不曾相识的女子的父亲,虽然关系特别,但我们都很喜欢他。

外公的家离我们很远。那时,没有车,只能步行。每次来我们家,外公都是天没亮就出发,背着一个大布袋,翻山越岭,天将黑才到。外公来的路上,要经过一个离我家不远的供销社,每次,他都会买几角钱水果糖藏在袋子里。

入了冬,我们的视线常常被粘在田野里的小溪旁。那里有糖,在外公的口袋里。姐弟中,只要有谁发现小溪远处的黑影,都会呼叫着一起去迎接。常常,当我们跑过去,却是别人。大家垂着头,一路踢着小石子,怅怅而回。如果是外公,便牵着拉着,前呼后拥,围着外公又蹦又跳。外公从袋子里拿出糖,一人一颗。

水果糖。一角钱八颗。普通的白底红花薄纸包着,两头一拧,糖在纸里,甜甜地躺着。我们拿了糖,先把它放到鼻子下,深深地闻,闻了又闻。然后,小心地松开两头的纸,剥开。糖,浅黄色的,有点透明,身上还有丝丝纹理,像天上的云彩。

冬天,家家户户都要请裁缝,一家大小一年的衣服大部分在冬天做,还有破了洞的衣服裤子全搜出来,就着裁缝在家,补丁上加补丁。有请两三天的,也有请八、十天的。我家请的时间最长,因为我们的外公是裁缝。我们家的裁缝,一来就是半个月。每年,外公都会来给我们做过年的新衣服。

外公把袋里的糖,隔三差五地给。这半个月里,我们都争着向他献殷勤。

外公择了一间屋,拆下两块门板,两头用高凳架起,裁剪台就出来了。布,有花布,多是红底起花的,还有格子布和蓝色的布青色的布。蓝色的布是奶奶用粗白布染的,很容易掉色,给大人们做衣服。红花布给我们做棉衣棉裤,格子布做秋天的外衣,青布做长裤。

最开始,只有粗棉布和卡基布。后来,有了的确良,东方绸,毛料。花色也越来越多。

缝衣机是父亲承诺送给母亲的嫁妆。结婚几年后才买的。外公把缝衣机头从缝衣机的大木肚子里提出来,倒转,嵌在机架上。再把机架铁轮子上的皮带从机肚里抽出,套进机头右侧小转盘的脖颈。装好机,搬张小木凳,坐下。两只脚踩缝衣机的踏板上,用手板转机头上的小转盘,然后,双脚踩踏板。缝衣机转动了,长针飞快地钉上钉下,针下的牙板,也跟着一前一后地移动。

我们排好队,站在外公面前,外公用一根扁窄的木尺在我们身上量。袖长,肩宽,衣长,胸围,裤长,腰围,裆长,腿宽,外公一个一个地量,不用本子记。做出来的衣服,各是各的,长短大小完全合身。

我很奇怪,那么多不同的数字,他怎么就能记住。平时外公很少说话,但在我无赖式的推推挪挪下,外公才好不容易笑迷迷地把眼睛从老花镜里翘出来,看着我说,“就这点数字都记不住,还当什么裁缝?”

外公有一把很利的大剪刀,剪布的声音像我们一口一口地咬黄瓜。我喜欢站在外公的旁边,看他在一块布上用画粉横竖弯地画,有实线有虚线,间或又打个小叉。大剪沿着线,把布剪成小块大块。大块小块的布叠在一起,卷拢,用一根碎布条捆住,打上活结,放到一边,又去布上画画。所有的布都被剪成块,各自捆着堆到一起。

外公在裁剪这些的时候,我们都围着他。兄弟姐妹几个,高的,伏在台板;矮的,踮着脚伸长脑袋;实在不够的,搬条凳子垫起。大家都想是靠外公最近的一个。所以,明着挤,暗着挤。站在凳子上的被挤得摔倒,“哇哇”地哭。外公看到,便放下手中的剪刀,从我们中间挤出来,扶起地上的,变魔术似的从口袋里拿出一颗糖。有了糖,哭声比断电的机器还快,立马停止。拿着糖的,朝我们得意地笑。

一天到黑,除了吃饭,外公都伏在缝衣机前。机器声“咔嗒咔嗒”,从清早到深夜。

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外公已没有腿力来给我们做新衣了。我很想念外公,春节里,跟着同村的人去过外公家一趟。外公的家,远得让我后悔跟他们一起去。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下了山又要上山,真不知道,外公那些年,是怎么一个人一步一步走到我们家的。

到了外公家。两间矮屋,泥土斗的墙,盖着稻草。一张小床,像临时搭起的裁剪台,下面铺着稻草,一床发白的军用棉被有棱有角地叠着。外公驼了,拉着我的手,笑了又笑。满脸愧疚地说,“外公的袋子里没有糖了。”

我摇摇头。对着外公笑。一直以来,与外公之间的交流只有笑和哭、摇头和点头,外公的世界是安静的,所有的声音都在他之外。外公年轻时当过兵,在一次战斗中,耳朵被炮弹的声音震坏。从此,他只笑,很少说。

后来的冬天,外公再也没来过我家。田野里的那条小溪依然蜿蜒,可是,再也没有我们期盼的身影。

我小学毕业。上初中时,父亲对我说,“别上学了,去学裁缝吧。女孩子,只要有一门手艺,不需要读那么多的书。”

我不同意。执意天天去学校。初中要毕业了,父亲又说,“初中毕业后,正式去学裁缝。我们村子里的女孩都是小学毕业就去学艺的。”

可初中毕业时,我竟意外地被一个中专录取。父亲不同意我继续读书,决定放弃这份录取通知书。可就在开学前,一个学生的父亲专程来我家,要买我上中专的指标。父亲受不了别人的贬低,于是,我幸运地又有书读。

裁缝这门技术终究与我无缘。

这么多年来,我养成了过年穿新衣服的习惯。快到春节,总会领着孩子去街上买新衣。大街上,到处都是服装店,许许多多衣服挂在橱柜里。

可是,我那个做裁缝的外公,永远也看不到这么多的新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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