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石河子市民

近年来，无数人拿出积蓄、不远千里前去新疆观光旅游，享受那里的景色和风土人情。但是那年头我去新疆，不是旅游，不是欣赏，而是去工作，去“战备”！

那是195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新疆形势吃紧。那年，一批批现役干部，从北京来到新疆。我就是其中之一，被分配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社。不久，为了适应战备需要，兵团领导机关由乌鲁木齐迁往石河子，报社随着搬迁，而且，听命于组织，要去“扎根”。这样，我荣幸地成了石河子市的新市民。

石河子，这是一座由军人选址、军人设计、军人建造的城市。

“石河子”因古老的玛纳斯河两岸多石而名。早先，她不过是古丝绸之路上一个很不起眼、只有20来户牧民的帐篷村落，戈壁茫茫，满目荒野，除了沙丘便是碱滩。新中国成立后，王震将军来到这里，指着无际的衰草说：“就在这里建一座新城，我们现在就开始！”于是部队放下枪支，就地转业拿起坎土曼，挖沙包，打土坯，砌土屋，造农田，一茬茬军垦人耐住性子，接力奋斗，创造了“人进沙退”的绿色奇迹，一双双劳动的手，在大戈壁向世界扬起石河子的大名。

我们进驻的那个石河子，已经是一座威武的新城。骋目所及，一座座现代化的楼房和商铺鳞次栉比。马路笔直、宽阔，所有建筑都沉淀在绿色的海洋里。在绿意与芳菲的点缀下，整个城市那样的美丽繁华。不是亲眼所见，不会相信她是建在戈壁滩上的。

兵团领导机关有一千多号人，突然搬进一个规模并不算大的石河子市，要办公，要吃喝，要住宿，要有大量房舍，还要搞得像个领导机关的样子，哪有那么容易呢？但是，机关说搬就搬，雷厉风行，因陋就简，就像战时部队转移，我们很快就在石河子开展了工作。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那时候的石河子，说起来、听起来，都是一座城市，但实际上等于一个大机关。全市工农商学兵，不属农八师，就属石河子指挥部，或者兵团机关，都是新疆兵团成员，无论现役，还是退役，通称军垦战士，都在各自单位过集体生活，都有上下级，都按命令和制度办事，没有闲人。迁进石河子，入了这个市的户头，我当然有了这个市“市民”的头衔。

俯首勤耕，岁月流金。石河子的一切都积累了军垦战士的劳动汗水。因而，石河子迸发着浓浓的生产劳动氛围，时时处处有活可干。加之我迁去时正值春耕夏播农忙季节，遇上了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翻地、浇水、积肥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即便工作时间，干部下地也是正事。于是，我处理好稿子，安排好版面，用大量时间参加了菜田劳动。干农活不像操纵精密仪器，虽有点累，但不太费脑子，能够一边干活，一边说笑谈天，倒也有许多愉快。

后来，形势有所缓解，我们也就在工作劳动之余，能够经常上街溜达溜达了。街上，那白杨高大挺拔，柳树婀娜多姿，沙枣郁郁葱葱，半城树林半城楼，倒也令人心驰神往。但是，因为大家都在忙工作，街上行人尤其是青年男女不是很多，连领着儿童的妈妈走路也不慢，老人虽有却都不太显老。视野里，是笔直的林带，整洁的街市，异常清净。

进商店看看吧，无论是商店的店主还是店员，都是军垦战士，都称“同志”。那是物质贫乏年代，店里商品虽然不多，却很适用，物价也公道，不必有受骗的担心。我走亲访友，除看看投稿的业余作者，还曾到工厂看过一位山东支边女青年，她应该算我的远亲，但见面时大家一律以“同志”相称。那年代文化生活不很丰富，许多人用业余时间打球、下棋、打扑克，倒也热闹，但这些活动对我都不太相宜，因而只要不到天黑，我主要是学习发扬老军垦的作风，发挥石河子人的长处——下地干活。翻地也好，浇水也好，积肥也好，干活也算休息。一下地，就不仅调节生活，也是锻炼身体，还能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一大乐趣也！

当了几年石河子市民，享受了那里的浪漫，感染了那里的诗意。我形成了一个清晰概念：能够当好一名石河子市民的，肯定是一把劳动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