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迁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诗经》上的诗句，描述了鸟儿飞离深谷，迁到高大的树木上去。后来，人们多用乔迁比喻把家搬到好的地方去。

我们家第一次搬家，是在1970年的冬季。家从利辛县的农村搬往宿县的农村。人们常说，故土难离。同样是偏僻的农村，为什么要离开人亲地熟之地，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其实，这一切都是我父亲安排的。由于当时的政策，我父亲从符离中学下迁到宿县一所农村中学——永安中学教书。父亲从城镇学校到农村学校，不是乔迁，而是下迁，自然没有什么喜庆可言。可事情总有它的两面性，上帝为一个人关上一扇门，就会给这个人打开一扇窗。过了一段时间后，父亲发现永安这边农村的土地，比老家的土地相对肥沃一点，人均占有土地也多一些。而我老家土地瘠薄，土地又少，一年到头过的都是“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的日子。而永安的农村，农民不时还能吃上白面馍。这时，我父亲就萌生了让我们全家搬迁到永安的想法。于是，父亲找到他曾教过的一位当时在当地公社当干部的学生。这位学生以我父亲到农村支教为由，找了一个生产队。这个生产队正巧有三间刚盖好的房子。我父亲象征性地向生产队缴了一些钱，就把三间房子买了下来。又找人在堂屋旁边盖了一间厢房作厨房用。这样一来，要比在老家的房子好多了。在老家的房子，低矮破旧，没有窗户，大白天屋里都昏暗，面积不足20平方米。厨房和卧室都在这一间屋里。做饭烧的是柴草，又没有烟囱，屋里熏得黢黑。

我们家虽然是从一个农村搬到另一个农村，但是全家人都感到是乔迁。然而对我来说，乔迁的过程却是非常痛苦的。鸟儿迁徙是飞过去的，然而我们家乔迁却是徒步前往。在那交通设施比较落后的年代，我们家就用一辆架子车，架子车放上一个柳条编的囤子，全部家当，包括主粮红芋干子都放进囤子里。我们拉着架子车，艰难地走在高低不平的土路或砂石路上。当时由于生活条件差，营养不良，十四岁的我不仅个子矮小，而且非常瘦弱。但为了减轻一些大人拉车的劳累，我肩上也套上一根绳索帮着拉车。每当一阵阵凛冽的寒风向我袭来时，饥寒交迫的我都感到像要倒下去一样。可一想到很快就能吃上白面馍，住上大房子，我就有了精神，坚持跟着大人前行。就这样，一路上磕磕绊绊，风餐露宿，整整走了四天，行程近300华里，才从利辛的老家迁到宿县的农村。

我第二次搬家是从农村搬往城里，时间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这次虽然是乔迁，我感觉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乔迁，因为迁住城里的房子不是我自己的。

曾在农村教书的我，上天眷顾，让我走进了城里。当时还没有商品房之说，那时不要说没有钱买房子，就是有钱也很难买着房子，房子几乎都是公家的。单位如果有能力建房，就论资排辈打分分给职工。有的单位为分房，曾闹得鸡飞狗跳。我刚去，单位即使有房，也不可能把房子分给我这个刚去的新人。可是，单位对我也很照顾，给我租了两间主房，一间厨房。

这次搬家时，用的依然是架子车。但这次搬家解放了人力，用的是邻居家的毛驴。邻居套上毛驴，自己坐在车上，扬着小鞭，哼着小调，悠闲自得地赶着毛驴前行。我们全家则坐上班车前往城里。从此，我和老婆孩子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时间来到了2002年，我又一次搬家。这次搬家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乔迁。不仅房子是自己的，而且房子也比较宽敞。虽然位置比较偏僻，却是独门独院。院里有片地，可以养花种菜。这次搬家比上两次轻松多了。我们把家里的“细软”打包带走，剩余的全都交给了搬家公司。新房子装修很简约，没有吊顶和吊灯，没有石膏线，地板也是极其便宜的瓷砖。但是房子宽敞明亮，这是迄今为止我住得最好的房子。朋友和亲戚听说我乔迁，都来“燎锅底”。我在院子里摆了两桌，大家喝得酣畅淋漓，高兴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