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过边境的树

我在俄蒙边界见过一棵树，姿态奇特。那一片戈壁寸草不生，像矿石一样大小均匀的白石块分布在干燥的红土上，土像晒过的烟草叶子一样红。这里只有一个植物，就是这棵树。它的树皮灰白，主干在一米多高处向后倾斜，像人的腰向后弯。仅有的两根树枝向前伸出，远看，如一个人捧献哈达。不知什么人在两根树枝之间系了一条丝制的白哈达。风已扯烂了哈达，碎片在风中飞。

蒙古国的东方省在树的背后，它献哈达的方向朝着俄联邦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和更西一点的贝加尔湖。早上，这棵树的影子很长，两根树枝在地下的影子分得很大，像伸开双臂的巨人的怀抱。树在头顶长了一小簇叶子，如一个帽子，那是这里唯一的绿色和叶子。在影子里，这些圆圆的树叶是巨人的头发。

我把一条蓝绸哈达系在前伸的两根树枝上。哈，好得很。早上，旭日像一个红探照灯在东方的地平线举起半轮，土地变得更红，石头半红半白，牛群在如同燃烧的河边饮水。我想起一位和胰岛素有关的科学家的名字——牛满江。

我觉得这棵树通灵，它身体后仰如唱长调。长调的尾音很长，人须把肚子里的气吐尽，身子要尽量后仰，哈扎布就是这样。这棵树的树枝是弯曲的，所谓虬枝，好像伸了很多次（或很多年）才伸出去。我想象树冠下面的树皮是它的脸，皱纹早就刻上去了，还应该有一双眯起的眼睛（仰面歌唱不可能睁大眼睛），是蒙古人细而小的眼睛。眼睛下面是一个鹰钩鼻子和唱歌的嘴，胡子在高颧骨下面翘起来，像灰鸟的翅膀。

布里亚特——贝加尔湖西岸，是许多蒙古人最初的故乡。一位住在乌兰乌德山上的大萨满师说，他的祖先曾生活在贝加尔湖岸边，敌不过入侵的沙皇军队才退到了如今蒙古国的东方省。

贝加尔湖像海一样辽阔但比海安静。我早上沿着湖边的公路跑步，见到踉跄的醉汉。公路两边无村庄，不知醉汉从何处走来。他们耷拉着脑袋，像寻找自己走过的脚印。贝加尔湖的丰满把天比小了，天在湖的衬托下显出窄，云朵也少。贝加尔湖最深的地方有六十米，里面不知藏有多少神奇的生物。我看湖似无所见，找小的东西看，那就是鸟。我坐在岸边一尺厚的松木椅子上看鸟，两三只白鸟飞来，长而尖的翅膀如握着闪银光的刀鱼，盘旋远去再回来——其实飞回来的是另一拨鸟。我觉得鸟最容易让人想起故乡，而它离自己的故乡最远，它的翅膀让它终身流浪。蚂蚁一生所走的路都没离开故乡。我想象这些白的鸟、黑的鸟是我的祖先，他们不知从何处迁徙到了贝加尔湖。这是多么好的地方啊！他们一定这样想，可以祖祖辈辈住下来，之后又迁走了，就像鸟。鸟找不到一个好地方吗？为什么老飞？它要去的地方叫——宿命。

我想象这些鸟在空中发现了我，它们以为发现的是我的祖先，我至少在相貌上像他们。水鸟用两把银白的长刀划破腥味的空气，橘红的爪子贴在肚子上。它们盘旋，看我有没有翅膀和红爪子。我身上勉强可以称之为翅膀的东西只有耳朵。鸟越飞越低，降落到离我头顶不高处翅膀再挑起来，鸣叫声如——哦哦嘎，似乎要带我走。哦哦嘎是什么暗号？我对鸟也说——哦哦嘎，让它慢慢体味吧。

我如果能够跟鸟一起飞就好了，我先飞回家看我爸我妈，告诉他们贝加尔湖的见闻，然后说——哦哦嘎。他们大为惊讶，上上下下看着我。我再说一声“哦哦嘎”，我爸会缓缓地说，贝加尔是蒙古语自然的意思，那是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乡。哦哦嘎，我说。鸟的翅膀会扇动游人全部的思乡之情，俄蒙边界那棵树分明想回家，它的家也在贝加尔湖的边上。这棵树可能是人变的，也可能是鸟变的，总之它想回故乡。最为触目的是这棵树离边境线只有十来步，但它过不去了，只好伸出双手，只好仰面高唱。

在南西伯利亚，说树会变成人、人会变成鸟丝毫引不起别人的惊讶。布里亚特的导游晓布告诉我，他家一只黄母鸡被大风刮进了山里，三天三夜之后回到了家，羽毛变成了紫色，但比薰衣草的颜色浅。这只鸡下的鸡蛋里面包着一只鸽子蛋。他说，在巴扬（纽扣手风琴）的纽扣上洒一点燕麦蜜、一点羊尿、一点贝加尔湖的水，它的音色就像老人一样嘶哑，半夜里会自动演奏图瓦民歌。

假如把燕麦蜜、鸡蛋里的鸽子蛋、羊尿和黄眼睛人的牙都堆在这个手捧哈达的树的脚下，能不能让它行走？我把这些蛋、尿和蜜喝下去，身上背起巴扬，能不能见到我的祖先？大萨满师说他们来过了，来看我。我仿佛见到了他们——十六世纪的军官和医生，他们和我的脸型一样，气味一样，板牙一样。他们聪明，但会突然办一件愚蠢的事，我就这样，好在意归心窍，平静如初了。

我舍不得这棵树，在黄昏里，它的形影让人不忍离去。你献给贝加尔湖的哈达不要再捧着，让风把它吹进湖里吧，而飞过此地的鸟也会把此景告诉贝加尔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