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度时艰

父母腊月十六结婚，腊月十七回门，腊月十八父母回门回到家中，就快到过年了，一大家过年所需都要重新制办，母亲是新人，从小受苦受歧视，觉得有了自己的家，想着在爷爷和奶奶面前表现好一点，干活也不省力。

全家压粉条时，以前奶奶和大妈打芡、和粉面和捞粉条的活，现在母亲一个人就完成了，奶奶和大妈只是干一些用凉水掏粉条和圈粉条的活，奶奶以妈妈和的粉面软硬来说事，说得母亲很尴尬。

炸麻花和面是技术活，油糖面水要按一定比例，水温要适宜，要加入适量的酵子面，以前家里做麻花时，做的总是不好，今年母亲来了，自告奋勇给和面，结果做出来的麻花又香又脆上色又好。奶奶说这样的麻花，在油炸时费油，有点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指责，母亲做事，就是要做好，做不好不如不做，婆媳俩不在一个维度上。母亲认为奶奶是个小器人，舍不得油。可能地域不同，生活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奶奶她们打扫卫生，只看表面，不注重细节，母亲到来后，全家打扫卫生前，母亲用马粪与黄泥混和，用温水和起，用手将墙壁上坏损的或不平整的地方用泥沫的平平整整，再用白泥水粉刷墙壁，将窗台用泥沫平后，在白面糊中加入锅底黑，涂抹在窗台上，干燥后又亮又黑，不容易蹭在衣裳上。等到晚上，全家上都不在地下走动，母亲将地面用泥沫平，用红泥糊再将地面浆一次，第二天早晨，干燥的地面即瓷实又整齐，但爷爷和奶奶选择性失明。

母亲总认为自己是新过门的媳妇，可能全家人都在审视自己，因此以前奶奶和大妈两人做的活，现在都交给了母亲，母亲新婚三天就下地干活了，这并没有什么，母亲也不是享福的人。母亲算是大家庭干活出来的，对奶奶和大妈交给的活都会认真仔细地干，见识也要比奶奶和大妈多，母亲还是觉得即使干的再好，奶奶总是很挑剔，这让母亲感觉很压抑。

其实爷爷和奶奶都有点歧视母亲，晋西北的山西人封闭，自以为是，（我见过的山西人），爷爷奶奶全家都是山西人，只有母亲不是，他们认为母亲不会过日子，做事大手大脚的，将来肯定越过越穷，爷爷干什么事都争求大爹的意见，对大爹和大妈是很重视的，奶奶最心痛四爹，父亲在家里没有地位，只有干活时才受到重视，父亲在家中都如此，母亲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大妈虽然也是媳妇，但大妈和奶奶都姓赵，是一家，而且大妈还是奶奶的表侄女，妈妈受气不难理解，但妈妈不知道这些，只想讨爷爷奶奶欢心。

过罢年后，春天到了，大爹大妈像候鸟一样，离开了家，四爹已经十六岁了，这样家里就有四个能去地里干活的劳力，母亲和父亲就成了家里的主力军，由于今年家里多了母亲，大大减轻了父亲和爷爷的劳动强度，同时地里的活儿完成也快了不少，父母在完成家里的活的同时，还出去帮别人干活，人们称为叼工（给别有干短工），父亲和母亲早已经想好了，俩人利用叼工挣来的粮食换布做两条裤子，换下烂得很难再补的裤子，因此每天起早贪黑，尽可能多干点，争取能多挣点粮食。

母亲结婚时的衣服等嫁妆，都是借用的，等回门后就还给了人家，就像现在的婚庆公司那样，可借用婚纱等结婚用品一样，还时给予一定的金钱补偿。

父母除了干好家里的农事外，一有空闲就给别人家打短工，特别是种、锄、收等农事，种地多的人家，在农忙时，需要很多的短工帮忙，给出的报酬也可观。

那天早晨起来，下着毛毛雨，整个天地雾气迷茫，小水珠洒在人的脸上凉飕飕地有点发麻，父亲和母亲赶了五里地来到了正南房村，那天由于下雨，所有人都在家里休息，他俩和东家打过招呼后，在东家二儿子的指领下，来到了他家的麦田，毛毛雨打着田里的麦草沙沙作响，麦田夏天没有锄过，成熟的麦子和发红沙蓬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麦田，如弹上棉花的即将缝的棉被，看到这种麦田，父母都犯难了，拔麦子就怕有红眼沙蓬，沙蓬全身都是刺，特别是发红的沙蓬，但既已来了，东家考虑到这种困难，又加了工钱，父母也不愿意浪费这一天，就答应了干活。

由于地里的麦子和沙蓬绞在一起，不能蹲下来拔麦子，那样拔就会将沙蓬和麦子抓在手里，父母只得站着弓着腰拔小麦，这样就可能避开把沙蓬抓到手里。雨不停地下着，父母弓着腰，艰难地向前挪动着，远远看去，就像在黄布上爬动的两只甲壳虫，那样的微卑，那样的渺小。偶尔会听到父母抓到沙蓬嘶嘶的吸气声，雨水打湿的衣裳，紧紧地裹在身体上，感觉到浑身的冷凉和贴身，麦子和沙蓬上的水打在了裤腿和鞋子上，亮晶晶的，钻到鞋子中的水，在父母的挪动中，发出吱吱的叫声，弓着的腰就像箩筐上的提子，酸酸发痛的腰脊像木杠在腰上滚动，泡白的手没有了光滑，如煮熟后风干的大豆皱皱褶褶，裂口的手指落下的鲜红挂在沙蓬和麦子上如朝霞的红云，挪动着的身躯越来越小，像水中的礁石随着水的动荡忽明忽暗，但坚定的步伐没有一刻停歇。

秋收过去了，今天的收成还是不错。

父亲和母亲的做短工的工钱被爷爷结了帐，奶奶收了这些钱，父亲向奶奶讨要时，奶奶以你俩在家不吃不喝为名拒绝了，父母的换裤子计划没有了着落。

大爹大妈回来了，他俩穿着依然是那样干净整洁。

四爹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衣服也是那样的整洁利落。

父亲的衣服，就像千层饼那样层层叠叠爬满了补丁。

母亲穿着的裤子，穿着时间太久，布面太糟不能再补了，母亲就在破的地方用麻绳绑在腿上，她那不太小的脚更显得那样的夸张。

二姥爷过来看母亲，见到这个样子，就搬着母亲回了娘家，过了半个月母亲回来了，从里到外换了一身衣服，给父亲拿回了一身衣裳。

二姥爷说过，母亲是个可怜人，二姥爷说对了，也说错了，母亲从来不认命。

转眼到了一九四九年，对于父母来说，这一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年，二月份母亲生下了一个男孩，那是我的大哥，可出生没几天，还没有来得及认真看看这个世界，就被病魔带走了，大哥的离开，让父母痛心不已，尤其是对母亲的打击更打。但生活还得继续，一个月后，春播已经开始，母亲就又下地。

一九四九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值的纪念的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一年成立的，中国从此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也就是这一年，龟缩在绥远的国民党并没有失去对内蒙古中西部的统治，利用残酷的保甲制度控制着每一户村民，征税抓丁，实行连坐切结等法西斯专政。

自1946年以来，元山子村就以户为单位，设立户长，爷爷为户长，十户为甲，甲长好像是王四召，十甲为保，由于元山子村仅有二十几户人家，因此几个村组成一保，保长为纪保财。往年保长指定训练壮丁，爷爷总是让父亲参加训练，原因就是大爹是长子，而四爹是幺儿嘛。今年保里抓丁充军，随着解放军进军的步伐越来越快，国民党的统治即将完结，当兵意味着着什么，爷爷应该是很明白的，但爷爷根本就没有与父母商量一下，直接让父亲代替全家当兵了，尽管父母千不愿，万不甘，父亲还是被送到了绥远（呼市），编入了暂三军，当起了一名伙头军。

1949年的四月份，父亲被编入了董其武的暂编三军某部，成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员，此时，东北、华北和江淮等都已经解放，绥远风声鹤唳，每天都说八路军要攻城，当兵的提心掉胆，当官的思谋退路，整个市面萧条，人心惶惶，一点风吹草动，整个兵营鸡飞狗跳。

父亲和一道沟的任老哥（对父亲很好）都是伙夫，他俩每天的任务就是挑水和上街挑菜，有时也随当官的去河里用炸药炸鱼，也算是消息比较灵通，很快就要打仗，城市肯定不保，战争的阴云越来越近，父亲就和任老哥稍稍商量着逃跑，他们俩每天观察着营房和周边情况和出城的控制，时刻在找离开的机会。但当逃后被抓是要枪毙的，他俩就是下不了决心。

大约是六月份的一天夜里，打了一夜的枪，市面上说八路军已经围城，父亲和任老哥终于下了决心，与其等着没有出路，逃跑还有一线生机。于是他俩利用上街挑菜的机会，出了军营，当时出城已经很困难了，由于种菜的都在城外，挑菜要出城，因此伙夫还是容易出城的，他俩将菜担寄存在菜农家，谎说是有点事，过会回来取，就离开了。

按照俩人早已经商量好的路线，先跑到攸攸板三清观北梁的深草丛中躲藏起来，等到夜晚再逃，白天穿灰军服一看就是逃兵，跑不了多久就会被保甲抓起来。

这天夜里，天空睛好，弯弯的月儿挂在西边的天空，繁星点缀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北斗倒立着，好像勺饭的勺子，当夜深人静进，他俩开始照着北斗星，急匆匆地向东北方向逃走。每当看到有移动的亮光时，就爬在庄稼地里躲了起来，

就这样跑了一夜，当第二天东方出现亮色时，他俩跑到了大东沟的山上，就在一个山沟里藏了起来。整整一个白天，没吃没喝，口干得没有一点唾沫，肚子里就像着了火似地烧得慌，身子动一点就发软，显得白天特别长，俩人好不容易等了晚上，在大东沟村边转了一圈，找到了一块菜地，就在菜地里拔了好多的水萝卜，把萝卜包在上衣中，边走边吃，这一夜他俩越走路越熟，尽管是山路，但走的也快了起来。当天亮时，两人已经到了大滩的财务营子，在财务营子东边的山沟里隐藏了起来。

当天夜里，两人从财务营出来，来到毛乌素村，找到山西老乡吃了点饭，连夜出发，天亮时，两人在红山子分开，父亲从水龙湾，西南方子村回到元山子村已经大亮，父亲不敢进村，只能在西坡的麦田里藏了起来。等到晚上，父亲稍稍地回到了村，当回到家时，爷爷吓坏了。母亲给父亲做好了饭，让父亲好好地吃了顿，将脱下的军服放到灶台中烧掉。

就这样，父亲白天藏在爷爷的地道中，晚上出来，一直坚持了十多天，也没有人来抓过，后来才知道那些天逃兵太多，当官的根本就没有心里抓逃兵。大约到了七月下旬，五叔也逃了回来也没有人抓，父亲白天也在村中正式露面了。到了九月份，董其武以“绥远方式”和平起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