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皖北

在我的想象里，皖南是青花小碗，精致的户牖，粉墙下雨水润湿的脸庞；皖北是粗瓷大碗，红砖高墙，烈酒烧红的颈脖。不管是皖南还是皖北，我总觉得，家园不能只是定义在词语上。

皖北有的是酒。在皖北喝酒，就如同点蜡烛上楼，步步地小心，一不留意，就倒下了。我个人酒量有限，一两白酒就能醉倒。有一次，皖北有朋友请我和两个朋友喝酒，就有人提前打预防针：你那个酒量，在皖北切不可端杯，一沾上杯子，就没有回头路了。可从情理上讲，人家请你们喝酒，你们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喝酒，怎么对得起主人的情谊？即使撇开情谊，单就胆气来说，也是很掉份的事。我们中有一位酒量稍大的，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豪气，端了杯。酒没过三巡，就醉倒了，皖北的朋友们却不散席。我们谈着别的话，渐渐地，大家疲倦了，话也少了许多。几个小时过去了，几乎是大家都在干坐着。同桌皖北朋友拉拉我的手说，我们皖北人，客人不走，主人是不能走的，你就宣布散了吧。我说原来如此，皖南人是主人说散席，客人才能离开，皖北正好弄反了，隔一条江，咋规则就这样不同啊。大家回吧。

老子生在涡阳，庄子生在蒙城，都在皖北。按理说在老庄的出生地，人们应是拈花微笑，精通茶道才对。可皖北人恰恰相反，他们善饮酒，比皖南人酒量大。老庄的思想浸泡的不是皖北人，而是皖南人。老庄的思想把皖南人的酒泡淡了，把茶泡开了。皖南人喜喝茶，从早到晚，一杯茶足矣。皖北人羡慕皖南山清水秀，黛瓦白墙，但你若要他离开故土，到皖南来，他一定不肯。他们住惯皖北浩荡的平原，住不惯开门见山的地方。当皖南人惊叹地面对一望无际的滚滚麦浪的时候，他们从心底里崇敬在麦浪滚滚的土地上出生的圣人。这个人就是老子。老子的恩师常揪快要病死了时，老子赶去探望。老子拉着常揪的手问：先生有没有遗教可以告诉学生呢？常揪张开嘴问老子，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啊。老子回答道，您为什么这样问？常揪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又继续问道：那你看我的牙齿还在不？老子回答道，一颗也没有了。哦，我知道了，舌头还能存在，是因为他柔软，牙齿所以全掉了，是因为它太刚强了。

皖北人没有记住老子的话，他们的性格刚强，至少比皖南人的性格刚强。皖南人说话做事总绕着弯走，是柔软的舌头，没有皖北人直爽。我总以为，避其锋芒会比针锋相对好，无为就是有为，所以我对皖北人的直爽不以为然，我称道的是皖北人的定力。在定力方面，我觉得真正了不起的要数柳下惠。有一次在利辛县，我听到了柳下惠的故事。一个冬夜，年近而立的柳下惠访友归来，忽然天空乌云翻滚，下雨了。他赶紧躲到面前的一棵大柳树下，过了一会儿，一位女子也跑来避雨。她大概是受了风寒，病得发抖。柳下惠隔着漆黑的夜幕，让女子坐在他怀里。得到温热，女子渐渐好受了。一整夜柳下惠如雕塑一般，竟无杂念。这种事，放在别处人的身上，也许早就乱了方寸。那一夜，你肯定把自己想象成了多情的才子，遇上了上天赐于的缘分，反认为柳下惠可能有生理上的问题，要吃药。

过去皖南人爱吃中药，路上倒的都是药渣子。中药不光是祛病的，还有养生的。皖南人最注意的风范。而走遍华祖庵中，闻不到药香。和杀他的老乡曹操相比，华佗是低微的，说得好听一点，华祖庵就是个隐士，干脆后来连药香也隐去了。而曹公却不同了，后人在地上修有魏武大道，地下还有个几千年的古运兵道，都和他有关，气势盖世。

我在魏武大道上走着，道路宽阔笔直，从这头走到那头，仔细的观察，也没有发现有人在路上倒中药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