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身影走在桥上

我对那条穿村而过的河流印象深刻，对从漫水桥上走过的一个人印象深刻。我站在临河的高台上，看着切过河流的道路上走过的行人，他们下地劳动或收工回家，步行或赶着牲口，着柳条篮子或背着荆条挎篓，在这无数次重复的若有若无、亦有亦无的镜头里，他终于出现在斜坡上，悠悠穿过拱形石阁，走下慢坡，来到河边，永远去往同一个地方——邯郸县康庄乡东店子生产大队办公室。

我跟他打招呼。他仰脸接受一个孩子的问候。若是早上，他的脸背对着阳光，若是下午，则正对了阳光。但有一点勿庸置疑，他的脸上永远展露轻松、亲切、快乐的光芒。他走过来的姿势，走上漫水桥的姿势，永远一成不变，一模一样。他直背挺胸，微颔下巴，多数时候用两只手，有时用一只手自然而然地卡在腰上。他走得一点也不快，一点也不慌，似乎永远按着固定频率和节奏走在熟悉的道路上。他有着方正刚毅的面庞，明目重眉，留着偏分头，头发永远不短也不长。他的容貌和身材像极了电影演员于洋——《戴手铐的旅客》中的男一号，他的傲岸及凛然，使他成为受人尊重、崇拜的明星和榜样。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于洋的翻版，是我们村里的于洋。我陷入冥想，在偏僻的乡下，怎么会有一个人跟于洋如此相像？事实就是这样，他一天天走在村庄那条跨河而过的道路上。

他从这条道上走过不久，安在村东老爷庙上的高音喇叭便吱吱作响，广播开始了，几分钟后，频道切换，他宏亮的声音响起，通知村干部某人在某时到公社去开会，通知0到7岁的孩子到卫生室接种疫苗，通知夏粮征购开始了，通知晚上8点全体党员及生产小队队长、会计到大队部开夏粮征购动员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里，广播内容总是这些与公干相关的事情，后来渐渐发生变化，增加了生活内容，比如修缝纫机的来了，卖菜籽油的来了，掏茅粪的来了，倒铝锅的来了，爆玉米花的来了，换大米的来了，或者谁家的小卖部新进了一批小孩穿的衣服还有山西来的土豆，通知需要的人家前往联系或过去看看。

在播送的这些内容之外，还有一个固定节目，就是定时推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小说播讲。每天早中晚三个固定时段，人们刚刚端起饭碗，或者刚刚撂下碗筷，空中先是传来一阵机器预热的噪音，随后长篇小说连播节目就开始了。在相当长的时间，这档节目陪伴着心灵空寂的我度过了苍白而迷茫的成长时光。我记得听过的长篇小说有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黎汝清的《万山红遍》……它们对我如此重要，甚至超过了对于一日三餐的需求和渴望。

我的记忆之所以如此深刻和清晰，是因为管理播音设备的人，操纵广播节目的人，就是从桥上卡腰走过的那个人。他的职责平凡和琐碎：为大队部看门，负责收发报纸、杂志，操作广播器材等等。他干了20年以上。他叫于家林。我的异姓长辈。我从小跟他打交道。我们是忘年交。

我与他最初的接触，得从理发说起。

他会理发。与剃头相比，理发是新生事物。在生产大队工作的几个人，包括我父亲，他们的头发经常性地由他来理。夏天的早晨或傍晚，他在大队办公室门前的白杨树下施展手艺，围单是一块干干净净的红绸布，冬天则挪进室内，挨着通体散热的铁炉子。理完之后，他们到河里端水洗头，他则一手卡腰，一手握着条帚，把散落在地的头发扫到一块，慢慢下蹲，扫进铁簸箕端出去。他自己清理现场，不让别人染指，好像这些活就该由他独立承担。推子用过后，用一小块红绸包好，放进原装纸盒收拾起来，钝了则亲手研磨。他把推子卸开，蘸着水，在一块窄长、细腻的磨石上轻柔推磨，装上、卸开、再装上，反复凑到耳边辨听剪刃摩擦的声响，觉得轻快如初了才收起。他在大队部工作了二十多年，推子也伴随了他二十多年。我有幸在年幼时被他破格纳入服务对象范畴，当多数村民不得不自己掏钱到数里外的县煤矿、公社所在地、甚至市里解决顶上问题，或者由他们的半把刀邻居、老婆以切谷穗、剪羊毛等粗枝大叶的技术勉为其难，为他们剃头、剪发时，我却能随时随地得到他无微不至的服务。在年复一年漫长的光阴里，我的头发被打理得整齐有范儿，让我拥有傲视同伴的资本。他们的脑袋要么被刮得精光，令他们的扁头、尖头、疮疤头一览无余地暴露在民众和学校师生的目光下，引得调皮者偷摸将去，“啪啪”给两下跑远，要么被剪得豁豁牙牙，青白相间，现出“狗啃”般的遗痕，像顶着一块斑驳的尿布，遭受无尽的调侃、戏耍和嘲弄。

他第一次为我理发是什么时候，我已经记不清了，推测该是在童年，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我18岁从武安师范毕业开始工作。我在假日或年关仍然去找他。他为我头发的付出，维护了我从年少懵懂到步入青春期的隐秘而强烈的自尊。

如果说他的这个帮助偏重于物质性，那么，我精神上的需求也部分地从他那里得到满足。前面说过，除了负责打开广播喇叭，他还负责收发报刊。大队订阅的报刊主要有这么几份：《人民日报》、《河北日报》、《邯郸日报》、《参考消息》、《中华民兵》、《华北民兵》、《红旗》、《大地》……当报刊送来的时候，村干部们要么忙于村务，不在大队部里，要么在一起商量事情，不能即时阅读，我就成了第一读者，可以悉数阅览。我享受到了编外村干部的特殊、优越待遇，尝到了“先睹为快”的滋味。我从这些报刊杂志里，知道了“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知道了《重放的鲜花》的出版，读到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我最早接受的文学启蒙来自于此，对外部或域外世界的了解和认识来自于此。人民日报《大地》副刊，让我领略到了时代高标的文学的真善美。

康庄公社下辖十六个生产大队，平时的公共娱乐活动大同小异，收听广播是主要活动，看电影次之。电影放映日自然成了村庄的节日。人们把三乡五里的至近亲戚请来，招待以家门口的一场电影，有的还会安排在家中住两天，让他们彻底放松一下。这是隆重的礼遇，成为密切亲戚关系的桥梁和纽带。但电影并不常放，新片就更不用说了，经常是等来等去、转来转去还是那几部老片子——《铁道游击队》、《闪闪的红星》、《地雷战》等。放映过程中，荧幕上突然出现一种类似炸弹燃爆的场面，声音变得闷声闷气，最后喑哑下来……胶片烧了！就这样还得轮着排片。全县二十个公社，由县电影公司提前一个季度或一个月排好。差不多三百个村庄，想要看一部电影，跟大旱望虹霓差不多。公社的电影放映员骑着自行车提前挨村问询，是否需要安排放映。有的村集体收入捉襟见肘，常以拒绝了事，一个村庄一年看不到一场露天电影是常有的事。我的一个表舅是我们公社的电影放映员，经常来联系放映事宜。他来到村里，接待他的第一个人就是于家林。他何尝不想看电影，但他做不了主，需要请示我父亲。不是因为非得我父亲表态，而是我们家住在河边，问起来更近更方便的缘故。于家林跟我父亲通报的理由永远只有一条：治中想看电影了（他提的是我的小名）。我承认许多时候如此。他的所谓请示从来没有被否定过。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特权，其实也是一种形式。于家林自己也是可以做出放映电影的决定的，本不是什么原则事，出于尊重而履行程序，表现的是他做人、行事的态度和规矩。村庄于是迎来了皆大欢喜的节日。于家林还没有广播，捕捉到消息的孩子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很快聚集到大队部前面的广场上，个头大点的孩子抢下最好位置，自发帮助我表舅张挂荧幕，较好的位置被别的孩子用树枝或粉笔零碎割据开来，一会儿功夫，他们的姐妹兄弟抬着板凳，搬着椅子、杌子，成群结队驻扎下来。晚饭后，老老少少一家一家来到孩子们打下的地盘上。现在，当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于家林心照不宣共同完成了一件事，这件事给各家各户带来快乐，因为惦着地盘，连晚饭都顾不上吃而被大人训斥或挨了打的忽略不计。放映电影给沉闷的乡村带来躁动和欢乐，人们身心的疲惫得以释放，它引发的余波很长时间才消褪。

乡村的年节最像过年，大年初一早上，晚辈要给家族长辈以及给过我们关心和帮助的人拜年。于家林的家是我必去的。他住在李沟一个逼仄的小院里，除了他们，还有其它几户人家。他住西屋，屋里光线幽暗。早起，他家的布门帘早早挑起，好让更多光线进入屋内。进门拜年，而后一番寒暄，于家林拉住我的手，端起桌上斟满白酒的酒杯，非要让我喝两杯再走。这是他招待任何一位前去拜年的人的礼仪，在我印象里，也是为数极少的人家才有的礼仪。他家的条件并不宽裕，老伴的身体也不好，他为什么肯花钱备酒招待别人？一般人家准备些瓜子、糖果就不错了，他却如此奢侈。我想到了“讲究”两字。他要的是这种亲切、贴近的仪式感。他把个人面子和家庭尊严看得很重，以白酒和真诚表达对每一位上门者的欢迎和感谢，一如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农民，穿着却像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一丝不苟，板板正正，一尘莫染。

参加工作之后，我同他的接触逐渐稀疏下来，周末回村，有时情不自禁到大队部走一走，看一看。生产大队不存在了，改叫了村委会，办公还在老地方。有时会遇上他。我们很高兴地说话、聊天。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一年四季总卡着腰。我以为那可能是一场大病留下的，或者与生俱来。以前不敢触碰这个话题，是怕伤了他的自尊。他却不以为意，痛快地告诉了我。不听则罢，听了让我目瞪口呆。

1967年，物探队探明我们村北两百米深的地下有煤炭资源，生产大队决定打一口煤窑，出煤了，集体经济毫无疑问将获得改观，村民的生活也将得到极大改善。是一口竖井。打井需要壮劳力，同时还得是实干家。于加林被从第一生产小队抽调了上来，负责掘进兼放炮员。有一天，到了放炮时刻，同班人员升井，他装置炸药，一切停当，从容点燃了导火索。让人想不到的是，负责开卷扬机的人将井下人员提升上来，误以为再没人了，离开了工作岗位。所有人都跑得远远的。于家林被遗忘在了井下。谁都没有发现这一重大疏漏。千钧一发之际，于家林把仅有的两三根钢钎并排斜靠在井壁上，蜷缩到下面，面向井壁，双手死死抱住脑袋……井口传来沉闷的爆响，一阵硝烟升上来……有人觉察到了什么，失声大叫，于家林还在下面……

没有人认为他能活下来，是仅有的两三根钢钎拦下了死神的手臂。于家林说这些的时候，面露微笑，像是说着别人的事情。我的脊背发冷，身体不觉打了个寒战。他分明听到了死神的吼叫，看见了它狰狞的脸。……很长时间，他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又很长时间，从床上挣扎下地，重新学习走路。他的腰际开始搭上了他的双手，从此，这双手再也离不开腰际了。

我听完了他的讲述，敬重之情油然而生。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居然拥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经历。这经历足以使他成为一名英雄——为集体经济牺牲了个人健康的村庄英雄，一个身处底层被遮蔽了一生的时代英雄，大勇大智，却寂然无名。还是不要修饰吧，“英雄”足矣。他与我们熟知的那些英雄人物本质上有什么区别，没有！其精神一脉相通，一脉相承。非要说点区别，那就是他所在的坐标系太小了。……但生命尊严与勇毅行为，一如泰山之重！

由于工作忙碌，我回家的次数少了，回去也呆不了多长时间，跟于家林见面的机会则更少，以至缩减到每年春节给他拜年时才能见一面。

1990年深冬，我回到老家，意外听到了于家林突发心梗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消息。他才55岁。我感到沉重和悲伤。他平时给人很健康的感觉，看不出有什么疾病，在我跟他的接触中，甚至连一次小小的感冒都没有看到过。

那几天，已经离开村委会工作的于家林，陪阴阳先生看坟。他们是一个大家族，原有的茔地不能用了。人们对于阴阳宅的选址极其慎重。阴阳先生在地里踩了三天，他跟了三天。他们走了不少路，踩了不少地方，疲累可想而知。那天，他陪阴阳先生吃过晚饭，送他出门，回到家中，一阵胸闷……他挺了过来……第二次发作，人就不行了。

惊悉这个消息，是在他去世多少天之后。他的离世让人惋惜，没能送他令人遗憾。他平时表现是个慢性子，一如他的行步，徐缓不疾，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得性急而决绝。我不知道那个表现更近于他的本性。年轻时为了村民利益做出巨大牺牲，落下终生残疾。出于照顾，生产大队安排了他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这个平台上，他重新开始为全村人的服务和奉献。他能做的，似乎只是动动嘴巴，看守大队部的院落和门户。他每天都在岗位上，夜里也睡在那里，无论刮风、下雨、下雪，也无论早晚，大队部成了他的第二个家。村民们知道他常在那里，因为每天都能听到广播喇叭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为整个村庄值勤和守夜，担当村庄精神和灵魂的角色。与此同时，他常登百家门，因为一手好厨艺。在1000多口人的村庄里，许多家庭的红白喜事，少不了他的参与。他一手卡腰，一手烹制菜肴、调制汤羹的情景，长存在人们记忆里，令人感念。他多半辈子都在为别人、为村庄做事，做好事，把大半身心许给了村庄和街坊邻居。在他回归家庭，不用再值班，本应好好享受晚年生活时，却遽然长逝。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么好的一个人竟会匆匆离去……又自我安慰，这一次，他总算多少考虑了自己……但愿他得到了一块真正的福地，永享安息。

几十年过去，村庄改变着模样，漫水桥不复存在，惟有河流依旧径来去，冲涮记忆的宝藏。一条看不见的柔丝维系着我和我的村庄，以及逝去的光阴。那么多人从这条路上走过，像烟云一样消失不见，身份也模糊不明。于家林却始终不曾离开。他从斜坡上走来，经过拱形石阁，双手卡腰，跟遇到的每一个人打招呼，笑容舒放，无忧无虑，数十年一贯的偏分乌黑发亮……我在高台上跟他说话，目送他走上漫水桥……随即，长篇小说播讲开始了，是《万山红遍》并《金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