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买书遇龙冬

京城的朋友里，跟龙冬先生的交往，应当是比较早的。

龙冬，本名熊耀冬，北京某文艺出版社任职。在京城地面上，也算得一位名士了。北京这地方，是不是名士，不光看名气，还得看身世。像我这样的人，若在北京，只能说混得还可以，龙冬则不然。

他是在社科院的大院里长大的，当时社科院叫学部。说起当今名人，常会一脸的不屑。比如钱锺书吧，他会说，他们这帮孩子，都不怎么喜欢这个钱伯伯。此老的一个毛病是，爱给人起外号。亲热地把你叫到跟前，多半会送你个外号，再弹一下你的脑门，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再见面，哼一声就躲开了。回家跟父亲说了，父亲说他这叫不知好歹。

谁又能想到，我跟这位京城名士的交往，竟是起于青苹之末！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从晋南的一个县城调回省作家协会，正是疯狂买书的时候。最爱买的，是中华书局出的古典文学著作。太原书店不少，这类书最多的，是解放路上的古籍书店。离住处不远，一两个星期，总会去上一次。有时明明在报上见了书目，书店没有，便去信到北京的中华书局邮购。一来二去，就结识了一个叫熊耀冬的工作人员，此后再买书，就写上名字了。

1986年6月到9月，为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通过几封信。最早的一封，是6月16日，我在信上说：

“书与余款俱收到。前些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出过我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子，可惜手头已缺如。所幸，年内广州、重庆、山西等地均有我的小说集出版，另外还有一散文集，届时当奉上雅正。《联合书讯》上，言你社将再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未注明时间，不知此书何时出。我已与此间古籍书店说妥（他们已订），只是不知何时可出书，若知，望告我。”

既然起首便言“书与余款俱收到”，信中又谈起我出的书，可见此前通过信，彼此已相知。后来听龙冬说，他高中毕业后，混了两年，没个正经事做，他母亲在中华书局工作，便去了该局读者服务部，不久便当上该部的经理，其时不过二十出头。

过了两三个月，太原古籍书店没有进回此书，8月28日，又给龙冬去了一信。先说，我已离开《黄河》编辑部，去清徐县挂职当了副书记，有信仍请寄省作家协会。接下来说：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我原想太原进回书再买，不意他们一直未进回，我疑心他们就没订。再过一段，若还未进回，就要托你买了。请你留意，别叫没有了。”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书出来了，而太原的书店没有，或是进的不多，已经售罄。正好有朋友出差路过北京，便托他去中华书局找龙冬去买。

9月20日这天，接连写了两信，一并寄去。前一信上说：

“我会办公室王宁同志去长春出差，我托他去你局买书，并带给你一信。他返回路过北京才买。届时你若见他更好，若见不上，也请给你的同事打个招呼，别让他白跑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出一次不容易，我一直想买的，只是怕邮购路上，书易磨损，正好有人可托，也算了了这一心愿。”

后一信上说：“刚写好一信要去寄，就接到了你十六日来信。王宁返回北京，总得五天至七天，怕他去买了书而你和你母亲不知道，我当即给你母亲挂电话，因无具体科室，后又挂了读者服务部，是一位张姓的女同志接的。让她见到王宁后，转告王去找你或你母亲。现在还有一个漏洞，就是张同志又恰不在呢？因此，还需要你告诉服务部其他经管卖书的同志，让他们也留个心。这事情真是太巧了。”

王宁买书之后，收到龙冬告知的信，9月27日我回信说：“王宁既已将书取走，我也就放心了，主要是怕他买重了。发票不需要。我买书是自费，没地方可报销。”

看来这次买书，是我事先已将书钱寄给了龙冬，怕寄书有磨损，才叫王宁路过北京取走的。要不不会这么烦琐叮嘱。这些信里，不光是谈买书，也交流我们对文坛动向的看法。即如此信中，说了不要发票之后，接下来说：

“你的思索，虽只有几句话，意思我是明瞭的。现在文坛上，正如《红楼梦》中的一句话，‘乱哄哄，你方唱罢他登台，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我最近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将在《文艺研究》六期上刊出，对当前的好些热门问题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出来后请你提提意见。你思索的，实际是个‘文学观念的根本与变革’的问题，真要叫他们说的那么玄，如‘三论’之类，《红楼梦》怕就写不出来了。文学的观念应当变革……我们改变文学观念，不是为改变而改变，为新而新，而是为了把握那个根本。正如南宋理学家陆九渊所说：‘苟得其本，六经皆为我注脚’。如果得到那个本，是新还是旧，都不必在意了。不知你以为然否？”

两人通信，按惯例，他的信，都在我这儿，我的信，都在他那儿。这篇文章里，所以能多次引用我的信，是因为不久前，承龙冬先生不弃，将我给他的二十几封信，悉数给了我。

这做法，在我看来，也是一种京城名士的派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