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建筑和艺术

——读曾昭奋《从北京到南通》

《读书》杂志在2006年第2、4、5、6期用四期连载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曾昭奋先生撰写的文章《从北京到南通》。曾昭奋先生，潮安县人，早年在广东金山中学读书，后考入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1960年秋到清华大学执教至退休，曾任《世界建筑》主编十余年，曾昭奋先生所著的《清华园随笔》近日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曾先生近年创作的杂文随笔集，围绕与清华有关的人、事、物展开，款款道来，韵味深长，尤其是将建筑和艺术相融，有很强的艺术性和可读性。

曾先生《清华园随笔》没有机会读到。我一开始在《读书》2006年第2期读到曾先生的《从北京到南通》（一）时，并没太多的在意，总以为是在讲一些建筑方面的事，更没想到建筑和艺术这个话语，及到后来，一篇一篇的读完曾先生的文章，却被文章里所叙之人和事所震撼。掩卷之际，内心久久难也平静，建筑竟是这样和艺术想融合，建筑的话语和艺术的话语竟是这样相通，有共同的语境。

曾先生的文章中的建筑人物大多是建筑学家和中国现代建筑学的泰斗，人物的主线是建筑大师吴良镛先生，以吴先生对建筑的研究和贡献引出了众多的建筑界大师，让我在阅读之时，感受到了建筑大师的建筑学识和艺术修养，更感受到了大师们的人格风采。曾先生的文章的另一条主线是以北京到南通这两个名城，以及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为主线，勾勒一幅中国城市建筑的图画，作为行外人，对于建筑，对于城市规划是没有一丝的话语权，即使是从艺术的角度，对于建筑和建筑的艺术也是知之甚少。只能从读书的角度，谈一点读后感。

吴良镛先生是中科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四十年代，吴先生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一九四六年到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创建的建筑系做梁先生的助手。建系之初，梁思成先生在美讲学，只有林徽因教授与吴良镛二人执教。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是在当时已经是中国建筑学杰出人物。吴良镛先生后经先生推荐到美国师从驰名世界的建筑和规划学家沙里宁。四九年获硕士学位，五〇年回清华，为中国的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人居环境学做出杰出贡献。吴先生作为中国城市规划学的一代宗师，负责指导一九九九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主持《北京宪章》的起草，在大会上做主题报告，在曾先生看来，这不仅是中国建筑师的光荣，更是中国的光荣。

吴先生是继梁思成先生、陈占祥先生之后，最关注北京的旧城保护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建筑学家。曾先生在文章中说：“二十多年来，吴先生在其发表的大量文章中，在面对高级官员和志业干部的多次讲演中，为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和旧城保护，直至人居环境问题，提出了那么多的建议，发出了那么多的警告，苦口婆心，奔走呼号，然而并未能感动上帝。北京，没有从吴先生的理论和建议中获益。”解放以来，北京掀起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可是北京的城市建设，除了坚持围绕旧城为中心的，南北轴向为核心的同心圆模式，几十年来，不仅旧城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城市却被二环、三环、四环乃至五环或更多的环包围，这样城市的功能渐弱，为了疏解湧堵的交通和拥挤的城市，只好将大片大片的旧城和胡同拆除，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旧貌只能在留在历史中叹息。

曾先生于一九六0 年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当助教，正好是分配城市规划教研组，梁思成先生是建筑系主任，吴先生是建筑系副主任。文革中，城市规划教研组被砸烂，曾先生就再以没有从事城市规划的教学和研究，转做建筑杂志的编辑，和吴先生的交往，大多是请吴先生写稿。曾行生在文章中写道：最后一次，我对吴先生说，“如果我来写你的规划、评述的城市，可以写一百个。如果我来写你与学生的交往和情谊，可以写一百位……’吴先生轻轻一笑：城市就不止一百个了……”。这是曾先生在今年八月三次拜访吴先生，最后一次谈话的内容。后来，曾先生做了粗略统计，吴先生在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间所写的三十四论文中，提及学者近三百人，城市二百三十余座，从北京到南通，从北方到南方。

吴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对北京区域规划建设进行研究。他作为《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的主要推动者和制定者，把他对北京区域规划建设研究的主要成果，如：完善中轴线和长安街：“两轴”，强化“东部发展带”和“西部生态带”的“两带”，以构筑城市中心与副中心结合、市区与多个新城相联系的“多中心”空间格局等。一改过去北京以旧城为中心的同心圆发展模式。

吴先生是国内“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开创人，他认为，当今科学的发展需要“大科学”，人居环境包括建筑、城镇、区域等，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吴先生说，他毕生的目标就是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一个建筑师的追求和情怀。大师对建筑的追求不单只是简单的居所形式，而更多的是自然和人文关怀。

吴先生同时也是画家和书法家，吴先生自小就喜欢绘画和书法。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就读时，吴先生有幸聆听当时也在该校的艺术系执教的徐悲鸿、吴作人、傅抱石等著名绘画大师的演讲，欣赏他们的画展，深受其艺术熏陶。毕业后的几年里，徒步行走于重庆、贵州、云南一带，边走边画，曾有很多优秀的画作问世。吴先生的书法多以行草见长，有很多作品应是当代书法精品。吴先生的画作于二00二年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一本水彩，一本速写，曾先生建议吴先生尽已然将行书精品出一本集子，让更多喜欢吴先生书画的人可以更多感受先生的文化精神。

吴良镛先生的气质和风度，似乎文人的气质、艺术家的气质更浓于建筑大师的气质。从而造就了集建筑和文化一身的大师形象。曾先生在文中提到，一九八0年，他因妻子大病，请吴先生向学校说情，始得住上有厨房和厕所的单元楼。可见吴先生对同事的关爱。

据前天新京报报道：“由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主持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二期”报告完成，并正式向外发布。此次报告中提出了京津冀地区为“首都地区”和新畿辅的概念。报告同时表示，备受关注的首都第二机场，应当选址天津武清太子务地区。二期报告发布会上，吴良镛教授表示，此次的报告是对一期报告的一种延续，涉及的问题更广，也更具体和深化。报告还改变过去关于“大北京地区”的概念，改为“首都地区与新畿辅观”。

曾先生《从北京到南通》文中提到的清华人物里，让我最感慨的莫过于程应铨先生，程应铨先生是吴良镛先生在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同班同学，大学时他和吴先生同是高材生。

吴先生大学毕业后在重庆工作，程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在缅甸为盟军做翻译官，抗战胜利后和吴先生一道受梁思成先生的邀请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程先生到清华的目的之一是想从清华到美国留学，可是这一愿望终未能实现。五十年代中期，程先生到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考察。曾先生在文章中说到：“后来陷入逆境的程先生，对于这段经历，仍然十分的怀念。”程先生通过自己学，大量翻译了俄文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方面的书。程先生在五十年代推出的译著，是新中国最早的有关城市规划方面的学术文献。

一九五七年，程先生因两个莫须有的罪名被打为右派，一是和北京的旧城保护和城市规划问题上，与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的观点不合；另一个罪名是在教学中鼓吹伦敦哈罗新城所采用的“邻里单位”理论和模式。程先生被打成了右派后，经常受到批判，妻子林洙和他离婚后，带走了子女。 林洙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中写道——1957年整风运动中程应铨犯了“错误”，对他的批判帮助是在民盟小组会上进行的，领导让我也参加。我感到这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每次都缩在一个角落里。我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些什么错误，同志们的批判我也听不大懂，回到家里我想帮助他，希望他的检查能深刻些。我不认为他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但是人总是有私心的，也许他对某些工作上的安排不满意，因而对组织或领导产生了抵触情绪。我建议他从这方面找找根源，他拒绝了。可以想象此时的程先生的处境之艰难。

曾先生在文章里提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因北京人有喜食芝麻酱的习俗，政府每个家庭每月供应二两芝麻酱。可是程先生没有家，也就没有了这二两的芝麻酱。一个大学教师，一个清华大学的青年才俊，过到连二两芝麻酱都没有吃的可怜地步。程先生出身于江西一个旧官僚家庭，也是书香门第，自是不会去为二两芝麻酱弯腰。好在有曾先生的关心，曾先生和夫人都不吃芝麻酱，就把它送给了程先生。那个年代，最讲究划清界线，曾先生能如此不顾自己的安危，视程先生为同事朋友，要多大的胸襟。

程先生在“文革”中一度被隔离审查，在清华大学充满“红色恐怖”的日子里。曾先生文章中说：“他怕被揪斗，他不敢回宿舍睡觉，不止一次躺校园西南的干河沟里过夜。”在程先生自尽之前，我想他是无法理解，也无法看透那种时代，每天在恐慌、惊惧和绝望中生活。隔离审查期间，曾先生在程先生白天在同一个“学习班”，每天由工人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称“工宣队”，由一位解放军战士和两位工人分别找隔离审查的人谈话。我小的时候，在“文革”期间，我的父亲也被隔离审查，还要被批斗，我父亲很晚才回来，我母亲提心掉胆的一直不敢睡觉，直等到我父亲回来，才放下心来，有时我们在母亲的催促下睡觉，有时困了就睡着，有时在被子睁着里不肯睡，只见父亲回来，才放心的睡。

曾先生在文章中回忆到，程先生自沉是在晚上。当天，记不得是上午或下午，工宣队的那位老工人找程先生谈话，当时曾先生在场，老工人是个老实人，不知道程先生的身世，还是老一套，什么你要为自己的家庭着想，为老婆、孩子着想等等。程先生听了后满脸的惊异、愕然、痛苦的表情。早已妻离子散的程先生，听到这番话，肯定已经伤心至极、万念俱灰，于当晚自沉于校园西湖的游泳池。程先生在清华游泳池中自杀，程先生自尽时很安静，当晚并没有人知道。第二天，在校园巡逻的人发现了水上的尸体，才知道程先生已经自尽。程先生不仅会游泳，在湘江边上长大的它，还有很好的水性，所以可以想象得出，他要有多强的愿望和毅力才让自己死在游泳池里。

我后来就读的中学，有一个长梯形的跳马用的体育器材，是木制的，据一位老师讲，曾经有一位右派老师，也是某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被错划成右派后，分到我们这个边远贫穷的小县城教书，文革期间，受到非人的折磨，不堪受侮辱，投校园的水井自尽，打捞出来后，就装在跳马的木箱里，老师身材高大，装不下，工宣队和红卫兵就将这位老师遗体的腿打折弯曲后装进去。是多么残忍。

程先生死后，清华大学给了一个结论，就他“畏罪自杀”。程先生平时就十分注意外表，自沉之前，他换上访问苏联和东欧国家时所穿过的那套崭新的西服。程先生和妻子林洙离婚后，没有再婚。梁思成先生的夫人林徽因在１９５５年４月１日清晨，经过长达１５年与疾病的抗争之后，与世长辞。林洙后来和梁思成先生结婚，历史有时真就象故意和人开玩笑一样，据曾先生听说，程先生和林洙结婚时，梁先生是他们的主婚人。结婚后，原来挂在梁先生客厅里，画家李宗律先生为林徽因先生画的油画像被取下，梁先生和林徽因的女儿为此非常愤怒。在文革中梁先生被批斗，是林洙无微不至的照顾，才使得梁先生脆弱的生命延续到一九七二年，享年七十一岁。

程先生作为一个建筑学家，城市规划学家，他的贡献很多，除了译著颇丰外，他对“邻里单位”的教学和科研，对后来的城市建设有很深的影响。后来我国从前苏联照搬照套来的“小区”理论，是苏联从英国学来的。现在城市规划里的“小区”已经成为一种居住模式。程先生是业余爱好是摄影，有很多的摄影作品，《沈从文全集》和曾先生记叙水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先生的《长河孤旅》中都有程先生拍摄的人物照片，可见程先生在摄影艺术方面的造诣。曾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他在南洋的家人和朋友寄来一架英国产的望远镜，没有用过，程先生听说后，向曾先生要来送给侄女。后来，程先生专门买了一架旧的德国名牌相机回赠曾先生。程先生的侄女在回忆先生时说到：“我和弟弟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叔叔要在南京路、汉口路的照相器材店停留很久。”同样能说明程先生对于摄影艺术的热爱。

就是这么一个热爱摄影、热爱建筑、热爱生活的人，却因了政治和家庭的原因而早早的离开人世。这是我们国家建筑学界的损失，也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摄影家。程先生的早逝，对于程先生的子女来说，更是永远难以抚平的伤痛。

曾昭奋先生在文章中写到一些城市，在这众多的城市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南通，这也可以从曾先生的这篇文章的标题中得到这样的信息，那就是南通的城市规划和市政建设是很我代表性的。

关于南通的所有印象，对于我个人来说，则是基于这样的三个因素：一是我曾经在很多书本和媒体中了解到南通，并且知道南通近代史上一个杰出的人物——张謇，他应该是近代以来南通最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为现代南通的发展奠定基础；二是我在天涯博客里认识的博友、文友、一个小朋友，她就是江南才女苏枕书，之所以说枕书是小朋友，完全是缘于她今年只有十八岁，可她却博览群书，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戏曲、诗词等均有很深的造诣，我想象不出来，她这小小年纪，又要上学，竟是读了那么多的书籍。枕书的文章笔峰凝练，简洁、婉约、干净，一如她本人秀美和温柔；三是张圣均，一位南通通州市杨港镇的中学校长，圣均无论是从教时，还是担任学校领导期间，为学校的发展呕心沥血，在任上不幸身患白血病。在他决定不拖累社会和家庭，自愿放弃治疗后，他的主治医生，一位姓肖的女大夫，引导给他写博客，我是在蔡猜的博客里结识圣均的。

他在众多单位、朋友、网友，特别是圣均的家人的关心和支持下，原本预计最多有三个多月生命的圣均，通过输血目前他的生命得以延续，后来我才得知，圣均是枕书中学时的校长。人生说来也真的很奇怪，我这个边塞之人，从来不曾到过江南，江南到如今于我还是一个梦境，却无意中和南通有了这么多的缘识。

曾先生在文中写到南通的时候，用很长的一段文字来写张謇，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世代耕读传家。兄弟五人，排行第四。幼年聪慧好学，3岁启蒙，4岁入塾，5岁时“命背诵千文，竟无伪。1885年，他赴京参加顺天乡试，高中第二名。1894年，又考中状元。他在南通先后创办了大生纺织公司、垦牧公司、通州师范学院、南通博物苑等工业、教育、文化、科普事业。他利用海滨盐荒、兴办盐垦公司，推广植棉，是全国的首创。南通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等，开全国风气之先。他提出的：“师道贵严，中外同轨。非是则无所为教，无所为学。……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

胡适这样评价张謇：“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但在曾先生眼里，张謇先生在城市建设中的成就和思想，都证明他是一个胜利者。近百年后吴良镛院士在城市规划中，大力宣传张謇的理论和思想，张扬其政绩，于他来，确是一种幸运。

如今的南通已经是江南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近来，由吴良镛先生和他的学生，建筑大师何玉如先生合作设计的南通博物馆落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增添浓厚的历史氛围和现代化色彩。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张謇先生为实现其“建设一新新世界雏形”的救国理想和区域现代化宏伟蓝图，对南通城市进行全方位苦心经营。在他的推动下，南通开辟了新工业区和港区，进行近代教育、文化、市政设施建设，建立功能分布比较科学合理的多层次城镇体系。从城市建设的主体来看，南通是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用先进规划理念设计并实施建设的具有现代意蕴的城市。

南通的夜晚濠河灯火辉煌。濠河，是原有的古护城河，它位于市区中心，曲水回环，绕城而流，景观丰富，林木葱郁。亭台桥榭掩映其间，画舫游艇荡漾水中。南通城之美，当得益于濠河。

曾先生文章的主角是吴良镛先生，他说，吴先生选择的是致用之学，历今坚持六十年。而面对一个城市，一个议题，却往往是左右为难，一边是学者，一边是官员和开发商。这就是中国现在所以政体致命的硬伤，学者凭的是知识和良心，而官员和商人图的是利。难免最终还是由官员来决定，这样的决定，终究还是开发商得利，而损害城市。

学者在官员和商人的眼里无非是个技师或是艺人。这让我联想起了“齐二药”事件，近十年，随医药体制改革，市场化是实现了，可是据我所知，目前我国的药业体系，研究药物的受药商控制，生产、经营和监管都缺乏药物学知识，一切均有官员和药商操持，所以药害不断。

曾先生写到北京，谈到北京几大建筑选择前卫，其中“三鸟”一是鸟蛋即在建的国家大剧院；二是鸟巢即奥林匹克体育场；三是独脚鸟（又称独脚鸡，中央电视台新楼）。除了前卫以外，它在投资上所造成的巨大浪费，还得由纳税人承担。曾先生毫不客气地批评，这是一种失职和无知。

曾先生的文章标题是从北京到南通，我冒昧地断章取义，从南通又回到北京，两相迳庭，其实并无意将两个城市作为比较。曾先生的文章里还提到很多的清华人物，他们或从政，或从事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学术研究，还是从事建筑设计，无疑正是这些学者，建筑艺术大师，为我们的城市，为了民众的安居，为创建一个科学、自然、美丽的居往环境默默地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