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的记忆

翻开老相册，里面有张像极了我的模样的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幼儿的黑白照片。照片泛黄，边角褶皱，画面有些斑驳，却还能看出女人穿着浅色花衬衣和深色直筒裤，幼儿头戴个遮阳帽，穿花衣服和开裆裤。母亲说这是我周岁时拍的照片，也是我整个幼儿时期拍过的唯一照片。在照片的黑白世界里，不仅有我的过去，还有昨日中国的记忆。

母亲说，80年代初，农村人想拍一张照片依旧是件很奢侈的事。那时县里的“国营照相馆”一家独大，所有需要拍照的人都得上那里。后来，村里来了一个照相客，基本不用去“国营照相馆”了。照相客脖子挂着一台胶卷相机，背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包，村头到村尾地喊“照相了！照相了！”。听说那照相客是在镇里开相馆的，赶场天在镇里的相馆营业照相，其他时间就下村走寨拍照。拍照虽然变得容易，但对我和家人而言依旧奢侈，因为父母挣钱不易，舍不得花钱去拍闲照。当照相客一来，我和小伙伴总跟在后边看稀奇，好像跟着就能跑到相机里去一样。一次，我真的跑到他相机里面去了，照相客给邻家老太照相时，一直高喊我们小朋友闪一边，我还是误入了他的镜头。黑白照片里的我左脚穿一只解放鞋，右脚穿一只凉鞋，咧开嘴笑着，土里土气的。虽然我是“偷镜人”，但照相客也洗了一张送给我，这事让我高兴和感激了好久。

1996年，我拍了人生第一张证件照。上初一时，学校需要一寸照办学籍，母亲就陪我爬30多里的山路去镇里拍。镇里有一家“银汉照相馆”，门外挂着“身份证照片指定拍摄点”的条幅，门面很简陋，生意却很好，赶场天拍照还得排队。相馆的外间是门面，里间是摄影间，放有一面大镜子，摆几根板凳和拉一张幕布在那。给我拍照的是个中年妇女，她唇红脸白得很不像话，现在想来大概都是些劣质化妆品才会涂得那么难看吧，但在当时看来却很潮流。她在一张四脚长凳的后面拉了一张灰白色背景布，叫我坐过去。没拍照经验的我显得很拘谨，手脚不知放哪儿。她一直叫我放松，别耸肩，别抿嘴，稍抬头，笑一点，可我实在笑不起来，在她喊“三二一”下勉强成照。开始我以为“银汉”是照相馆店主的名字，就像当时的“小红发廊”和“三妹服装店”等，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镇里老寨的寨名。但不管是人名还是寨名，都显示着那个时代的特征。

1998年，我转到县城读初三，在县城看到满大街的店面的名称基本还是用店主的姓名。当时，商街边有个“杨涛照相馆”很有名气，据说可以拍艺术照，此前我从没说听说过艺术照。在初三快毕业时，同学分别在即，互相留言赠别，还互送照片来表示的友谊天长地久。我们寝室的姐妹相约着去“杨涛照相馆”拍离别照。“杨涛照相馆”真的很艺术，连他本人也很艺术，蓄着长发，捆着长把把。我第一次在他家见到电脑，虽是厚屏幕的那种老式电脑，却是当时的稀罕物。他相馆里有专门的化妆师，各种服饰，花样饰品，各式道具布景和射灯等。我们画了妆，挑了自己喜欢的服饰道具，把15岁的青春定格在了那张艺术照上，然后挥手告别雨季。

后来的几年，常有行走江湖的照相师来学校拍学生照，我们花上2元就能拍一张彩色外景照，所以不再那么热切的向往照相馆去。再后来，网络发达，智能强大的时代来了，各种修图软件随心使用，手机自带滤镜和美颜，随手一拍都是美图和大片，记录美好生活只需片刻，我便不再去照相馆！在不经意间，发现很多照相馆和影楼就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县城的老街。大浪淘沙，存活下来的相馆也几经装修，几经更名，甚至几经换主，技术和服务都在与时俱进。“杨涛照相馆”几经更名后，最后以“杨涛摄影”的牌子消失在了县城的商业街边。曾经走在时代的前沿，引领这个小县城摄影行业时尚潮流的“杨涛照相馆”，彻底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小城的昨天。

相机单眼，却能照见大世千界。这些记录我平凡故事的影像满是了历史的痕迹。不管是曾经一家独大的“国营照相馆”，还是当红一时的“杨涛照相馆”，他们的退出都暗示着技术的革新和时代的进步。新的时代，会退出什么，会新生什么，影像还在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