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高尔基

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但她聪慧明理，心高志远。母亲对读书求知有一种朴素的高尚的认知，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她不假思索，将我们五个儿女，全部送入学堂。看到母亲一天料理家务，非常辛苦，好多人都建议母亲留一个女娃帮她干家务，但母亲却说：干活累了可以休息，要是不让孩子上学，耽误了娃的前途，那可是一辈子的大事。母亲的这种思想和做法，奠定了我们人生的基础和方向。也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幸运。当时，我们全家七口，仅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收入来维持，没有母亲的精心计划安排，是无法运转和维持的。

我小学毕业没考上初中，被民中录取，情绪低落，一时失去了上学的信心。加之民中的高费也会给家里带来新困难，我更加悲催。这种情况下，父母不但没有指责和批评我，反而耐心地给我做工作，特别是母亲，要我鼓起精神：“上民中，考大学！”后来我被延安大学录取，因为不理想，我哭着闹着不愿去。母亲又劝我，只要好好学习，不管哪个学校都能学下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母亲的劝说下，我最终还是去上延大了。

“少年读书不用心，不知书里有黄金；早知书里黄金贵，夜店明灯下苦心”。这几句话，我最早是从母亲那里听到的。她要求我们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刻苦读书。逢寒暑假，她总要给我们做出安排，学习、干活、休息，非常规律，几乎像上学一样，井井有条，使我们较早地养成了一种好的学习习惯，不敢有丝毫懈怠。期中期末考试，母亲把我们从学校拿回来的各类奖状，都认真地贴在屋里的正墙上，她觉得那是无上的荣光。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总能看到她老人家一脸的笑容和发自内心的喜悦。正是母亲这种高兴的表情，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激发了我们发奋读书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兄妹五个，其中四个从高校毕业，学有所成，走向社会，为人民服务，母亲的功劳当数第一。

母亲心地善良，处事大方。她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处事要长。不要贪占便宜。”她还说：“和别人共事打交道，不要怕吃亏，吃亏是福。”左邻右舍或其他人，只要向她开口，有能力她就慷慨地去帮；若一时有困难，也要想办法帮。一次我们家的一个朋友因急事向她借钱，家里一时拿不出，母亲二话没说就出门了，跑了好几家，借来五元钱交给了来人，朋友拿上这五元钱，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人常说，一分钱难倒英雄好汉，在上世纪60年代，这五元钱该是多么的重要。母亲就这样一宗宗、一件件不知帮了多少有困难的人。左邻右舍一说到母亲，便个个伸出大拇指称赞：“刘大嫂人真好！”

母亲热爱集体，时时处处把集体的事放在首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家的厅房长期无偿提供给生产队作库房，里边经常堆满了粮食、棉花，从来无人担心粮会少一粒，棉会少一朵。因为大家相信父母的人品。我们家有口井，吃食堂时，食堂就在我家对面，用水全部从我家挑。因为用水量大，冬天我家半个院子都成了溜冰场……因为子女多，我们住的门房盘的是满间炕，文化革命中，村里就在我家开会，三天两头开会，特别是晚上，炕上炕下坐满了人，人多事多，开一次母亲就得打扫一次，生性喜好干净整洁的母亲对此毫无怨言，一直坚持了十余年。

母亲勤劳俭朴，治家有方。尽管我家经济拮据，可她总能克勤克俭，精打细算，想各种办法使全家人度过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日子。特别是低标准那段日子，由于孩子多，严重缺吃，母亲想着法子把糠、菜给我们做成吃食，让我们填饱肚子。她自己总是勒紧裤腰带，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省下来给孩子们吃，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母亲经常贫血。那时我正在上高中，背的馍就是糠窝窝，吃起来真是难以下咽。就是那糠窝窝也不足，每周都吃不到星期底，母亲看我吃不好，便用酸菜和少许玉米面给我烙成饼子，让父亲送到学校，我吃着那温热的菜饼，觉得香极啦，关系要好的同学尝后也赞不绝口。几年前，我曾试做了几次这种饼，但始终做不出母亲的味道来。

母亲生于1915年，经历了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因而她对毛主席怀有特殊的感情，当别人夸赞她教子有方时，她总是这样一句话：都是毛主席的功劳，我们都享毛主席的福哩！因而她常叮咛我们，不论在哪里上班，不论干什么事情，一定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多为人民办事情。母亲头脑清醒，好学善思，讲迷信又讲科学，守传统又与时俱进。因为工作家务繁忙，我们难免失去耐心打骂孩子，她就对我们说：“每个孩子的特点和性子都不一样，什么娃要什么对待，才能把他们教育好。”有一次她看见我爱人又在打骂孩子，当时没言语，过后批评他：“大小人都有脾气哩。你打孩子娃不敢说，要是把气憋在心里，时间长了会憋出毛病的。”爱人折服，从此再未出现这种情况。父亲去世后，母亲经常在我家生活，我爱人对我母亲特别敬重，总觉得她身上有学不完的东西。因而常对我们的几个孩子讲：你婆虽然没有文化，但她的所作所为，一点不比文化人差。当初她若能上学，学理很可能成为一位科学家；学文能成为一位政治家。记住，她永远是你们学习的好榜样。

母亲顾全大局，处事若定，是我们的总后方。1967年我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先后从教育转入公安，又从公安走进政府、市委，最后到政协，经历了多个部门，担任了领导职务多年。期间，我遇到各种事情，碰到各种大小困难，母亲用她朴实的、正确的三观和智慧帮我度过难关。特别在一些关键节点，是母亲帮扶着我前进的。我记得当我从外地调回韩城，到公安局工作后，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而且时间不长，我有了大女儿，生活似一团乱麻，在母亲的鼓励和帮扶下，我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和工作。但紧接着，我又有了老二、老三，生活和工作的双重担子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个时候，母亲挺身而出，使出了全身力气，帮我照管几个孩子，一管就是10余年。有一次我回到家里，看到母亲坐在炕上，左手抱着我姐的小孩，右手抱着我的孩子，几乎喝不上一口水，累得她老人家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快快接过孩子，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1986年，我父亲去世，当时我刚到市上任职，正逢刚推行火葬，对父亲的后事处理，成了摆在我面前的最大难题。火葬父亲，怎么对母亲说？正在为此事犯难时，母亲把我们兄妹几个叫到一起说：“你父亲的葬埋之事，一切都要按政策去办。尤其是爱玲在市上刚担任领导不几年，不火葬，影响不好。”母亲的大道、理解和支持，解了我的难题。在之后的好多事情上，母亲都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力量。

2010年元宵节，我那95岁高龄的老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七天后，我们在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的帮助下，将敬爱的母亲与父亲的骨灰盒合葬在了老家的公墓里。

“外婆生于农历七月初七，卒于正月十五。七夕和元宵，一个美好的开始，一个圆满的结局，不仅仅是巧合。我相信，那是因为她毕生追求完美，她本身亦足够完美。”这段话是我大女儿在母亲的悼文上写的，也是对我母亲一生最好的评价和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