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从大年初一开始

已知天命，再不像儿时的样子，天天掰着指头盼过年。

但今年和往年不同，内心里对过年还有一点小小的期待：期待庚子鼠带着疫情快快跑远，期待辛丑牛满载安泰快快走来。

因为疫情，办年货也一切从简，很多不怕磕碰的东西都淘宝拼多多网购了，至于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楼下有超市，戴上口罩就可以进去买，随吃随买，非常方便。

至于清洗洒扫，也不像往年那样让我犯愁了。退休在家，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这样的年，不疾不徐，安安稳稳，又能抽空走走亲戚看看朋友，挺好。

腊月二十四那天扫完房子，和先生坐下来冲了一杯速溶咖啡，说起了那年的年。

那是1991年吧？我和先生都在一所乡镇学校当民办教师，寒暑假正在读函授。当时，民办教师的工资和当地财政挂钩，民办教师的工资按人数均摊，通常也就400元。即便如此，也要等到年底，政府收上“两项积累”后才能发。那年因为年景差，一直到腊月二十八还没发放民办教师的工资，会计说，可能得等到春节后才能发放了。那个春节，我们没敢买任何年货。

春节前两天，我挤出时间回了一趟娘家。母亲从场部按人口发放的面粉里，称出属于我的那2斤白面，又给我捞了两棵酸菜；二姐给我割了一块猪肉。回家途中，我坐在先生的自行车后架上，一边看着路边衰草艾艾的连绵沙丘，一边想着：除夕夜能吃上一顿饺子了，真好！

回到家——其实不算家，只是借住村民的一间土屋，先生提醒我说：咱是不是还得买几个“二踢脚”或者响鞭呀？是啊，过年了放爆竹，图喜庆吉利。民间除夕夜放爆竹，有接财神、崩穷气一说，预示着新的一年好运发财。我和先生翻遍所有衣兜，全部家底儿还不足5元。先生攥着这有数的几元零钱，到供销社买了十个小手指粗的双响、还有一挂小响鞭。

除夕晚上，我包好了酸菜猪肉馅饺子，先生点着了炕边的土炉子，烧上了水。我们就坐下来等着新年的来临。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也没有手表、电话，唯一能让我们判断新年脚步临近的，是外面偶尔响起的爆竹声。当远远近近的爆竹声密集地连续响起的时候，我们就断定：快到零点了！先生戴上帽子，点着一根烟卷，到外面去放爆竹。我在屋子里，一边把包好的饺子放进炉子上的小铁锅煮着，一边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期待着先生点燃新年的希望。新的一年，我是多么希望我们能“民转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挣上和别人一样的工资、过着和别人一样温饱无忧的生活啊！可是，等了很久，我只隐约听到几声低沉的“噗——嗤、噗——嗤……”的声响。又过了一会，先生带着一身冷气走进屋，哭笑不得地告诉我：咱们买的双响太小了，不响。我安慰先生说：“没事儿，表示一下就行了，天知道、地知道呢！”

放完了爆竹，我和先生盘腿对坐在炕上，面前摊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放着两个碗和一盘饺子。我们相视而笑，彼此祝福：过年好！然后吃年夜饺子。那时我们没有餐桌，也没有面板，用到这些工具的时候，我就拿一张旧报纸充当。旧报纸当桌子有些难度，太低了，还容易被汤水浸湿。但旧报纸做面板，却挺好的，用后叠起来存放，一点也不占空间。我调侃地叫它“折叠面板”。那样的折叠面板我用了三四年，才扔掉。

那年的年，过得冷冷清清。没钱买爆竹，蔫了吧唧的几个小“二踢脚”，也没发出响声。我一直悄悄地揣测：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诸事不顺，是不是因为那几个爆竹不响，财神爷不高兴了？

但那年的年夜饺子很香，我至今记得。

一晃30年了。

我像一粒石子，在岁月的流沙中沉淀下来。走过风雨，早已不在乎功名利禄、成败得失，却越来越在乎亲情——盼团聚，盼热闹，所以，从儿时盼年，到中年怕年，再到现在又开始盼年，难不成是返老还童了？

听着外面清脆的爆竹声，我微笑：人又不是神仙，哪有什么返老还童？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岁月的洗礼，不过是生命经历了风雨之后的坦然。

怀揣感恩，坦然地接纳，坦然地面对。看着电视新闻里那些疫情失控的国家和地区，比起那些流离失所、缺医少药、食不果腹的难民，我庆幸生在这么好的国家。不担心风雨，不惧怕黑夜。哪怕过一年老一岁，也是满满的幸福。

除夕已过。子鼠消遁，丑牛开门，希望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么，我的祝福，就从大年初一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