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在军营燃烧

都说时光如梭。的确，转眼之间，从当兵那天算起，到现在一晃就过去了40年，感觉真是太快了。

记得40年前的3月18日，辽北大地一片春意盎然。800名好男儿，身穿崭新的绿军装聚集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个个精神抖擞，怀揣青春梦想，在亲人们的簇拥下，挥洒泪水踏上南去北往的列车，带着无比眷恋的乡愁，依依惜别亲人走向神往已久的绿色军营，开始了军旅生涯。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那可是我从懂事时就有的远大理想。高中毕业后，原本在家乡的学校当代课老师，那也是一份当时还算体面的职业，离家近又挣工资，许多人都非常羡慕。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我向往已久的军营。

妈妈其实从心里是不想让我走的，可是为了我的人生抱负又不忍心阻拦。当我兴高采烈地穿上绿军装、手拿入伍通知书回到家里时，只见妈妈的双眼有些发红，她已经提前听到了消息。那时候的我只有高度的兴奋，很难理解“儿行千里母担忧”那样一种伟大的母爱之情。

新兵训练结束下到老兵连队后，我被分到三营炮兵连，简称三炮连。部队营区东南靠近公主岭火车站，东北与吉林省农科院比邻。营房大多是苏联红军光复东北后修建的具有俄式风格的方形建筑，这种建筑墙体宽、窗口窄小、暗红墙砖、铁皮黑瓦，每栋营房能住30余人，正好一个排。我在二排四班，是82毫米迫击炮班。全班7个人，我担任一炮手，负责迫击炮的方向瞄准。

1979年盛夏时节，我们连队正在野外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这时接到了去黑龙江国营农场支援麦收的命令。那一年，黑龙江大地风调雨顺，小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但偏偏赶上国营农场知青返城大潮，所有国营农场都陷入了人荒的窘境。加上那个时期农业机械化还没有发展起来，农场的很多生产任务特别是场院里的一些工作，主要还是靠人力来完成。眼瞅着到手的粮食收不回来，情急之下，只好向部队求助。

我们部队被安排到嫩江地区的山河农场，我们连被派到距农场10余公里的七分厂，我们排则住在一栋平房里的大通铺上。黑龙江的夏天，中午气候异常炎热，早晚又变得特别凉爽。不过那里特有的个头超标的蚊虫非常多，咬起人来可是一点情面都不留。

在农场劳动大约一个多月，主要任务是在场院里将收回来的小麦灌袋、装车或入库。一个麻袋装满小麦90公斤重，由两个人抬起来搭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上，通过跳板扛到车上或仓库里，每天重复这样的工作。开始几天累得腰酸背痛，晚上睡不好觉，过了大约一周时间，也就锻炼出来了。最难熬的是饮食过于单调，一天三顿大馒头，而且蔬菜也极度匮乏，每顿都是西红柿和大头菜做成的菜汤。有意思的是，他们别出心裁地起了一个很“酷”的菜名——高汤。

从黑龙江支援麦收回到公主岭营区后不久，连队就安排我到连部当文书，主要负责各种军械器材和武器装备的管理、兵员档案保管以及统计上报人员等工作。

到了年底，随着全国上下学文化高潮的到来，部队也全面开展了补习文化课的工作，我责无旁贷地担任了连队里的小教员。开始补习的时候，针对连队战士们文化基础参差不齐的状况，分成小学班和中学班。课本由全军统一下发，有数理化和语文，补习以数学为主，兼顾其他。一般都是利用晚间或星期天的时间，每次两小时。战士们学文化的积极性都很高，效果也很显著，文化补习大约坚持了一年多时间。通过补习文化课，我个人的文化素质也得到提高，两年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军官学校。

经过部队两三年的锻炼，我养成了坚强果敢、勇往直前、不惧任何艰难困苦的坚韧性格，身体和军事素质也明显提高。1980年，我被团里评为全能炮手。不过，直率倔强的个性倒是没有太多改变。

记得198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拿起电话一听是找连长的，当时也没仔细问是谁打来的，只回了一句“现在是午休时间，有事起床后再说”就把电话挂了。

起床号响过不久，连长就把我喊了过去，问我刚才是不是接过一个电话，为什么不叫他，说可能是团首长打来的。我一听就蒙了，顿时紧张起来，心想：这下坏了，等着挨处分吧。

过了不长时间，果然有一位50多岁、个子不高且微胖的首长来到连部。他就是谢端良副团长，解放战争初期参军，打过很多仗，还去过非洲当军事顾问。让我意外的是，他并不是来批评我的，相反，他十分诚恳地向我表示歉意。他说，没想到中午打电话会影响我休息，很对不起，请我谅解。听团首长这么一说，我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与此同时，浑身的热血也开始沸腾起来，遇上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的首长，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不知不觉，我从一个满头青丝的青年，变成一个半头白发的老人。当初原本打算到部队锻炼几年，努努力穿上“四个兜”，万没想到这一干就是40年。

这40年的军旅生涯，有过许许多多刻骨铭心的经历。不过，最难以忘怀的还是在连队当兵的那几年，青春在军营燃烧，热血在军营奉献，我也成为一名铁骨铮铮的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