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记得球台有多长

入住养老院以后，母亲依旧没有从失智的阴影中走出来，她每天坐在养老院的入口大厅里，像个孩子盼着家人归来一样，朝入口处张望。那里，已经被工作人员仔细地挂上了厚厚的棉门帘。有人进门的时候，棉帘子会被高高掀起，然后，抢先进门的，往往是一个硕大的摩托头盔，或者一个高高捧在手上的保温饭桶。

是的，你猜得对，我已经在母亲身边了，我已经来了多时，然而，她并没有认出我来，她依旧在焦虑地张望，在每一下门帘的掀动下经历期待与失望，她在找寻她的女儿，或者她的故友。

有时，她把我认作养老院的护工阿姨，有时，她把我认作院里的厨师大婶，有时，她把我认作前来慰问的志愿者。她抱怨我穿得太素净：“你都不换漂亮裙子，隔会儿怎么上台表演啊。”

她模模糊糊感觉到我可以信赖。她可以把脚伸出来，放心地让我剪脚趾甲；她任由我帮她剪头发，修出一个男孩般的鬓角；她也不反对我随意打开她的面霜盖子，在她的鼻头上点上冰凉的一坨，为了让她安心，我在自己的鼻头上也点上一坨。这个滑稽的举动惹得她笑了，我替她抹开脸上的“雪花膏”，不知为什么，我伤心起来，为了这熟稔又陌生的感觉，为了这近在咫尺的亲密与疏离。我们成为母女快50年了，疾病是暗夜里默默涌动的洋流，你看不清它的方向，然而，它把妈妈逐渐带离了我。它让母亲手脚冰凉，孤苦无依；它也让我使劲儿伸出双臂，也够不到她。

我多么期待有一个回头潮，能把她带近些，再带近些。让她认出我，哪怕只有十分钟。

我去母亲的老相册里找线索。想当年，我母亲不但是舞蹈高手，还是运动健将。她有整整一本照片，详尽地记录了她在22岁到28岁之间，代表厂乒乓球队四处征战的辉煌纪录。照片上的母亲，英姿飒爽地穿着球衣短裤，露着两条紧实有力的大长腿。她与伙伴们对着镜头笑，乌黑的大眼睛里全是对未来的亮晶晶的渴望。母亲曾经对我说，她26岁那年还拿过区乒乓球比赛的女子组冠军，当年，这一战绩可以特许订三个月牛奶，并且可以领取20斤宝贵的全国粮票。要知道，去外地比赛，如果没有全国粮票，那么，美味的上海生煎和无锡小笼包，你有钱也只能蹲一边咽口水去。

我的脑海里像划亮了一根火柴……我可以尝试在妈妈面前打乒乓，唤醒她的一部分青春记忆。我跟养老院院长建议组织一场乒乓球赛，由我和工作人员来打，让老人们围观。没有球台，我们把四张老人吃饭的八仙桌拼到一起，没有球网，院长出主意，让所有工作人员把自己的不锈钢饭盒排在“球台”中间，充当球网。

我与院长助理小周开始你推我挡地热身击球。养老院还真有几副现成的乒乓球拍，因为托球行走是老人们的康复训练之一。当然，我已经20多年没打过球了，抽杀已经基本没可能，侧身回球差点闪到腰，推挡也会接二连三下网，白色的小球敲得饭盒当当响。

我完全落在下风，因为打乒乓需要高度专注，而我，还要分神去观察母亲的反应。

不过几分钟，老太太就高举右手，做出叫停的姿势，我配合地问：“咋啦，教练？”

老妈严肃地说：“这位队员，你怎么能在这种球台上打球？他们欺负你！球台太短啦！”她招手让我俯近身，耳语一般说：“我的枕套里藏了600块钱，我女儿给我的，她可是个好人，我看你也是个好人，就是太能凑合了，这么短的球台难怪你老是接不着球呢。看着都替你着急。你快去拿着这钱，买一张真正好样儿的球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