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宝箱

我有个红宝箱，不是说箱子红色，而是指里面珍藏的宝物都是红色记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六七岁，小孩子不知生活艰辛，天天盼过年，过年有新衣服穿呀，那时，大人小孩儿服饰一律统一颜色，不是红军灰，就是解放绿，再就是一身海军蓝或者蓝绿搭配，可每次新衣到手总让人沮丧，衣服大得必须卷好几层袖筒和裤腿。明明照着身子量的怎么就做大了呢？开始老责怪缝纫店师傅，后来搞清了，是母亲硬要人家做大一个号，说孩子家正长身体，穿大点利于成长，结果我们没一年穿到合身衣服，直到衣服洗得缩水褪色打补丁了才合身。

《闪闪的红星》电影放映后，少年英雄潘冬子成了我们的偶像，妈妈破天荒主动给我和哥哥一人买了顶红军帽。有了红军帽得有五角星和红领章啊！这难不倒我们，妈妈从缝纫店讨来红布头给我们剪了五角星和红领章缝上去，我和哥哥找来木棍木板自己削了红缨枪，枪的银白色面用捡来的高级烟纸一裹粘紧，闪闪发光，寒气逼人，红缨须则是把麻线用红墨水染红晾干再缠上去。

后来又流行八路军和新四军帽，妈妈说什么也不给我们买了，说“红军比八路军、新四军都早，戴红军帽更革命、更神气。”再后来还流行雷锋棉帽，这回爸爸发话了，“陕南气温高，小孩子火气大，不宜戴棉帽。你们是革命的接班人，应该在大风大浪里成长。”得！冠冕堂皇的理由，拮据窘迫的条件，一顶红军帽我们戴了好几年，直到实在捏不出八个角也套不进见长的大脑袋，才“光荣退休”。

那时男孩子玩的游戏都与战争有关，不是抓特务就是打仗。人分两拨，学习好、长得帅的当红军，尖嘴猴腮、贼眉鼠眼、个子小的是“白狗子”。每次游戏开始前，为当红军常常争得脸红脖子粗，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有时规则还没讲好，“战争”就开始了，输的一方只好垂头丧气灰溜溜钻进“白狗子”窝。我那时虽然瘦小，但红军帽起了大作用，每次都自然划在红军阵营。所谓抓特务其实就是捉迷藏、老鹰逮小鸡之类的，有时也设置大本营、根据地，叫“红区或苏维埃”，进了这个区域安全无忧。打仗就是斗鸡撞拐、摔跤群殴、挤矮子、拼刺刀、攻山头等等，当红军的即使鼻青脸肿了，一般也不哭不闹，常常是“白狗子”阵营有不争气的鬼哭狼嚎、叫爹喊娘，引起伙伴们的鄙视和哄笑。

我们也搞阅兵式，红军方阵边正步走边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白狗子”队伍则松松垮垮、吊儿郎当、缩头缩脑，再加上我们配的鬼子进村音乐，煞是搞笑。伙伴们庆祝胜利，则是齐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嘹亮有力的歌声常常响彻整个山坡、草地和操场。我们还经常开展慰问县中队解放军叔叔活动呢，“红军首长”一声令下，伙伴们全副武装，搜出平日省下的零花钱凑份子，你捧一束山野花，他提一网兜红苹果，我抱一个大西瓜，就浩浩荡荡走进军营。甭管唱的跳的好不好，反正我们是虔诚认真的。

那时，多么想有一枚自己的真正的红五星啊，象潘冬子一样，高兴了瞅瞅，想亲人了摸摸。得到真正的五角星，是在两年以后了，缘于我家紧邻体育场，放学后天天溜进铁杆门内看民兵训练，模仿正步走、匍匐前进和刺杀动作，有时也帮看管衣物、送茶水。我的着迷感动了一位好心的武装部叔叔，一天，他从黄书包掏出一枚五角星，珍重地放到我的手心，我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学着电影里的英雄壮举，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愣得武装部叔叔一把搂过我，铜墙铁壁般的脸庞紧贴我的嫩脸蛋，胡子茬扎得生疼。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梦想，哪里舍得别在日渐见小洗得发白的红军帽上,照着潘冬子的做法，找来平日舍不得用的手绢，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裹严实，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揣着，时不时小心地打开，在伙伴儿面前显摆炫耀，毕了赶紧裹上，生怕磕碰、弄脏，有时夜晚也拿出来，看能不能像电影里那样光芒四射，不见发光就用手电照，对着灯泡瞧，自己安慰自己，硬将反光说成发光。“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则长挂嘴边，上学的路上哼唱，睡觉前也默唱。记忆最为犹新也最有趣儿的是，它还曾担当了我的传情信物：追妻子恋爱时，嘴笨不会表达，两人在操场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说不出那最关键的三个字，灵机一动，掏出五角星塞给她，然后逃掉。后来，我俩步入婚姻殿堂，再后来，物归原主——她将代表我心的五角星也存入到我的红宝箱。

小小红宝箱，里面还有我的红领巾、团徽、党徽、奖状、奖章、荣誉证书等等，承载我太多的挚爱和记忆，它们伴随我半个世纪，我们风雨同舟，一起分享成功喜悦，共同承担失败沮丧，它那时代精神，激发我不断战胜困难，勇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