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解老师

在我读书的十多年间，诸多园丁为我浇水施肥，使我茁壮成长。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解老师，他虽然离世近20年了，但我对他的音容笑貌仍记忆犹新。

1977年，我从宣威西泽公社新店大队高村小学毕业，搭上推荐入学的末班车，进入新店附中初五班。班主任叫解恒章，中等身材，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两眼深邃，面容慈祥，和蔼可亲。

开学第一天，解老师组织摸底测试。45名学生，5人及格，10分以下的有十多人。他皱起了眉头，严肃地说：“同学们，教育改革的春风已经吹进西南边陲，推荐上学的年代已经结束，要想走出大山，成为对国家有用之人，惟有努力读书，别无捷径……”

但在两年间，既要学习初中课程，又要把丢失的小学知识学回来，谈何容易？

我还记得解老师在第一堂课的开场白：“写一手好字，如同穿了一件漂亮外衣，别人看了舒服，还能增加卷面分数。多读多背，脑里有东西，不愁写不出文章。”

我们的教室是只有一层楼的土墙瓦房，晴天灰大，雨天漏雨，冬天寒冷。环境简陋尚可克服，最难克服的是缺教材。全班只有5套教材，每组1套，9人1组。为解决教材难题，解老师发动学生抄写教材。他说，抄写课文，既可以提前预习内容，又是练字的最好战场。可是，抄课文需要软抄本。乌蒙山区的故乡，贫穷落后，物资匮乏，学生均来自山区，连玉米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买软抄本。

下午放学后，解老师带着我们到山上、地埂边割青草，晒干后按每公斤1毛钱的价格卖给大队畜牧场。割了几天，卖得二十多元的班费，解老师掰着指头一算，每人可买5本软抄本。大队供销社没有软抄本卖，如果到县城买，须走20公里的山路到西泽，再坐班车进城，来回至少两天时间。为了省钱，解老师决定到鲁纳供销社买。鲁纳乡隶属会泽县，距学校直线距离不过五六公里，晴天肉眼可见，但走起来便觉太远了。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晴空万里，解老师带着我和4名男生，每人衣服兜里装几个烧洋芋，从学校出发，迎着阳光，走出新店海坝，沿着陡峭的便道，下到沟底。涛涛牛栏江挡住了我们的步伐。当时江上没有桥，过江必须坐船。我们走到渡口，一条木船用绳拴在一根固定的铁杆上。船夫是位中年男子，戴着笠帽，跷着二郎腿，在吸旱烟。

“师傅，请送我们过江。”解老师上前搭话。船夫只顾吸烟，只听见“吧嗒吧嗒”的吸烟声。他吸了几口，缓缓张开嘴，一缕青烟从口中冒出，熏得我们赶紧用手捂住嘴。“坐船过江，1人1角。”“能不能少点？”同学讨价。船夫继续吸烟，半天才闷出一句：“坐船付钱，天经地义。”但当他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后，感动了，阴沉的脸上露出笑容，大声说：“上船，让我做一次‘雷锋’。”过了江，我们手脚并用，把几乎垂直形的大山踩在脚下，走进鲁纳供销社，太阳开始偏西。傍晚，我们满载而归，月亮已从学校后山露出脸来。

时间飞快地旋转到初二下学期。同学们都喜欢上解老师的课。他教语文、历史、化学3门课，同学们成绩进步明显。但数学、物理成绩还是上不来，学生偏科严重。解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借来数学、物理课本，现学现教，利用晚自习补习。两名调皮捣蛋的同学，为了逃避数学、物理课，想出歪点子，白天抓了几只萤火虫，装在一个小盒子里。到晚自习时，带进教室，悄悄打开盖子，萤火虫飞向教室天花板上挂着的汽灯，撞进纱罩，虫死灯灭，漆黑一片……解老师补习数学、物理，把深奥抽象的定律公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同学们的数学、物理成绩得到提升。

中考前夕，解老师请在昆明教书的同学寄来复习资料，从县城买来蜡纸，借来油印机，一张一张地滚，晾干后装订成册，人手一份，反复讲解，组织模拟测试，不断地帮我们查短补弱。

辛勤地耕耘，结出了硕果。中考结束不久，传来喜讯：新店附中初五班考取中专1人，高中10人，名列公社第一，录取率为24%，远远超过全县平均5%的录取率。解老师被地区、县、公社评为“先进班主任”。后来，他调到西泽中心学校，再后来，调到宣威师范学校，在讲师岗位上离休。2004年与世长辞。

今天，每当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印，跳上报刊，我就会想起解老师。他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的谆谆教诲仿佛就在昨天，使我受益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