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故事

难忘的故事（精选13篇）

师恩难忘

文/邹娟娟

一别经年，当我再次遇见王老师时，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二十多年过去了，她还能在人群中认出我来。那一刻，彼此相顾惊喜。

我们坐下絮叨，穿过时间的隧道，倾诉着美好的从前。老师对于自己的学生依然有着深刻的记忆，再次聆听熟悉的话语，让我心生感动。中间逝去的岁月就像从一扇门转入另一扇门，仿佛从不曾丢失。

那些年，她一直做着小学启蒙老师。从汉语拼音开始教起，一遍遍地大声念，一笔一划地示范写。对待每个学生都很用心，时而温和，时而严厉。在课堂上，我们是不敢做小动作的。她那双眼比孙悟空的火眼金睛都厉害！

王老师教我时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个子中等，乌黑的长发常编成麻花辫。眼睛不大，但很亮，配上浓眉，很是俊秀。

一下课，我们这些小女生总是围着她转。她总是把我们当朋友，笑眯眯地展示从家里带来的各种小玩意。那时的校长是出了名的凶，经常板着脸背着手，在教室门口转来转去。如果校长是冰霜，那她就是阳光。她的笑容，总是那么温暖。

刚毕业的王老师带着孩子气，很有亲和力，思维极活跃。她给我们讲自己上学的趣事，讲学校里的新鲜事。她用轻快的语速，标准的普通话对我们讲，有时还会做些夸张的动作和表情。

王老师也很活泼，能和我们打成一片。她教我们跳迪斯科、跳皮筋、打角子、跳房子、扔沙包、拍球。跳皮筋时，她会像小女生一样笑出声来。扔沙包时，她扔得可准了，可总是手下留情，从不让我们“受伤”。

最羡慕她跳迪斯科的潇洒劲儿，就连老师们都想拜她为师呢！“一二一，一二一……”她默念节奏，扭腰、摆胯，手脚收放自如，大辫子甩出漂亮的弧度。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当我们沉浸在优美的舞姿中时，她朝我们招手：“跟着老师一起跳！”我们立刻拥上去，学着她的样儿做。“认真学！老师过段时间要检查的哦！”我们应声点头，为了王老师的特殊作业，都拼了。每天晚上，我一吃完饭，就忍不住跳一会儿。

王老师的独特魅力不仅体现在教学和才华上，更体现在她对学生的爱。

冬日雨后的一天早上，我迟到了。早上六点就趿拉着破旧的套鞋，从家里出发了。走到中途，不幸在结冰的水塘边滑倒。身上全湿了，书包、鞋子里都是水。脸上、手上沾满了泥。我像一叶被遗忘的小舟，飘零在海洋里。鼓起勇气后，才慢慢向学校走去。

当我带着一身的潮湿和冰冷，站在教室门口时，根本不敢抬头，嘴里嗫嚅着“报告”。参照以往迟到的惩罚，我应当是罚站的。而那时，我的样子又实在狼狈，手脸通红，头发散乱，衣服脏湿。

“快进来吧！”王老师用清脆的声音喊道。接着，她快速拎起我的书包，拉着我来到她的宿舍。她拿保暖鞋给我穿，又借了个炭炉给我取暖、烘衣服，用暖手给我洗脸、梳头发。

王老师就像母亲一样悉心地照顾自己的学生。她毫无偏见，顾及孩子敏感的心。这一点，在后来我认识的教师中很少见到。

若有来生，我愿意继续做她的学生。或者，我做一回老师，来报答她的恩情。

往事难忘

文/徐惠智

我不是知青，但与知青是同龄人，且长期借住在知青连队生活，我目睹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最后全部大返城的悲壮经历。现在人到老年，每到夜深人静，脑海中总浮起那些知青屯垦戍边的艰苦岁月和难忘往事。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一直借住在西双版纳的景洪、勐海、勐遮、勐满等地的知青兵团各连队，那儿居住着北京、上海、重庆、武汉、昆明等大城市的知青。他们每天起早摸黑开荒种植橡胶树和金鸡纳，每月26元工资，日子过得非常艰辛。由于我是江苏人，每天晚上许多上海男女知青都涌入我的房间，大姐大姐叫个不停。每天发生的故事和酸甜苦辣都会向我倾诉。

其中有一个上海女知青，长得颇像京剧《杜鹃山》里的柯湘。人漂亮聪明，每天打土坯的任务和割胶收胶的活都比同龄男孩完成得出色。一天晚上，“柯湘”抱着我大哭，说想家，这儿太苦太累太远，真想跳澜沧江一死了之。我只能好言相劝。“柯湘”又说，浑身发痒，看看是否有山蚂蟥钻在身上。在里屋，我在“柯湘”身上的背部、胸腹、下肢等处扒拉出7条大蚂蟥，条条都吸血吸得涨鼓鼓的。

有一位姓郭的上海知青，戴着眼镜，模样很斯文。他出身不好，属于“再教育”子女。他刻苦劳作，每天不停地开荒种地，有病也挺着，由于积劳成疾，他最终病逝于那块亚热带雨林，长眠在南疆自己开垦的那片土地上。更有一位上海男知青，由于苦闷彷徨，他竟找了一位当地已有4个孩子的爱伲族妇女做妻子同居，由于习俗、语言、文化、性格的差异，经常争吵。那位男知青一气之下，用刀片杀死了那位爱伲族妇女，铸成了无可挽回的人生悲剧。记得当年西双版纳中院在小街宣判、执行时，我在台前听着宣判词，那位知青看到了我，微微点了下头，流下了两颗大滴眼泪。枪声响起，落叶纷飞，那位被执行的知青就草草埋在槟榔树下。

一天晚上，我们正睡得昏沉，突然门被擂得山响：“大哥、嫂子，我们今晚上可以全部返城，谢谢你们一家多年来的帮助关照。”当晚，勐满地区的知青跳起了孔雀舞，泼水祝贺，鞭炮齐鸣，高升冲天，汽车声声，热闹异常。拂晓时，已人去屋空，唯有一株株胶树依然在晨光中挺立，仿佛仍等待着女知青们去割胶收胶。由于知青走得突然，原先胶树上绑着的碗里滴满了白色的胶液而没有人来收胶。直到一个多月后，当地政府才陆续招了一批农民工来重新管理胶林。

在知青大返城的年代里，演绎了许多人间悲喜剧。按当时的政策，知青只能回原籍城市。而许多已经结婚的属于两个城市的夫妻，若要回城，他们要么选择离婚，回到各自的原籍城市，要么留在原地不走。绝大部分已婚夫妻选择了劳燕分飞。也有少数未走的夫妻后来被调进了县城景洪、勐海、勐腊及思茅等地。

恩师难忘

文/冰城夫子

恩师难忘

恩师去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走的时候，是那样的安详。脸上还透着慈祥、幸福、无私的神情。

那天，我最后送老师一程。一路上，我总是无法止住悲痛的泪水。因为我觉得老师给予我的太多，我报答他的太少太少，甚至是没有。

那是我上高三那年，我们文科班来了一位地理老师。他戴着一副很特别的眼镜，学生淘气时，他会在眼镜上方看那名学生；他还总是穿着一件灰色的的确良上衣；裤子总像提不起来似的。他一到班级就说：“我叫孙揖，不用施礼了，名字已经给你们施过礼了。”说完，教室里哄堂大笑。但是他并不在意，而是津津有味地讲起了他的地理课。当他讲到赤道穿过的国家时，告诉同学们，这个内容不好记，大家如果记住我编的儿歌就可以了。他便笑容满面地念叨起儿歌来：哥伦比亚和巴西/厄瓜多尔索马里/肯尼亚加蓬和扎伊/乌干达刚果和印尼/马尔代夫群岛屿/穿过国家整十一。他吟完后就让同学们背诵下来，同学们没费力气就能背诵出来。从那以后大家都非常尊敬这个老师。

在随后的日子里，他老人家十分注意我，因为当时我是班级当中穿着最朴素的学生，孙老师看到了就从家里拿衣服给我。我每当吃饭的时候，都躲在角落里，吃人家不爱吃的最便宜的饭菜。每当这个时候，孙老师总能找到我，并给我带来最喜欢吃的东西。

参加高考的时候，我浑身上下只剩下七分钱了，只够买一个烧饼，我就是吃了这一个烧饼参加了高考。考完试后，我回到了学校，饿得我心都发慌。这时，孙老师迎面走来，腋下夹着一只饭盒。他把饭盒递给我说：“快趁热吃了吧！这是你是母亲自给你包的饺子。”我接过饭盒的瞬间，眼泪止不住流下来。泪光中，我看到的是老师那慈父般的脸庞。我浑身充满了力量，谢了老师，往教室走去。突然，孙老师叫住我说：“这几天高考很累，给你十元钱，自己补给一下。”我望着手中的十元钱，感觉它比黄金还贵重。是呀，这十元钱的确很重，因为它承载了一位老师对学生的关爱。

高考发榜的日子里，孙老师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他捧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说：“世君，这下可好了，你终于熬出头了，我真得很高兴。”说着就用手绢去擦拭眼镜后面，那双充满关爱，充满善良的眼睛。我知道，这是老师最高兴的时刻，也是最释然的时刻。那一天，孙老师把我领到他家吃饭。他老人家多喝了几杯，那酣态让我至今难忘。

在我大学要毕业那年，母亲患病住进了医院。我在上学，家里没钱给母亲治病。这时，孙老师得知我母亲患病的消息，便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给我母亲交了住院费。母亲痊愈后，他老人家还亲自到车站送我的母亲。

大学毕业后，我到老师家去还钱，老师说什么也不收。后来我就想办法给他老人家补偿，可是老师却说：“你刚毕业，什么地方都需要钱，多积攒点钱，将来让你的父母过上好日子。”

后来，我的条件好了，想感谢我的恩师。可是还没等我报答他老人家，他就带着我的遗憾，安然地去了。

这许多年来，这种遗憾常常袭上我的心头，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但是细细想来当老师的不就是这样吗？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是自己。于是我也谨承师志，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

难忘邻里情

文/谭子君

还是上个世纪的事，但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1967年冬，爱人患骨质增生，两腿不能伸蜷，整天躺在床上。右边大牙也患上骨质增生，牙上长个新牙。一个人，左腿长个拐子，右腮露出尖牙，病人的痛苦可想而知。

当时，我爱人患的是怪病，哪个医生都不愿接手。有人建议到外地检查治疗。正当我无奈时，有个同志向我介绍，淮南矿工医院尹华华医师，擅长骨科和疑难杂症。我和爱人商议，去淮南，找尹大夫看病。

可难题又来了。我们去淮南，家咋办，孩子咋办？女儿5岁，儿子3岁，还有鸡、鸭、狗和我们心爱的几盆兰花要照看。我祖籍阜阳乡下，母亲患老慢支，根本不能来帮我们带孩子，操家务。岳父家住阜南农村，人多活多，也离不开。当时，我和爱人月工资总共不足90元，还要支持老家，根本请不起保姆，亲戚又不能帮忙，我真难为死了。

正当我没有办法的时候，同院的苏大娘、王大娘和李大娘，来到我家，异口同声地说：“快去淮南吧，看病要紧，孩子交给我们！”我们听了，十分感动！但仔细一想，不行！我们搬到这个院才一年多，平时也没有深处过，况且这三位大娘都已年逾花甲，这么麻烦她们太不合适。我们婉言谢绝。三位大娘执意要我们把孩子交给她们。她们苦口婆心地说：“我们能住在一个院里，是缘分，是一家人，孩子交给我们能带好，家交给我们能管好，放心吧，你们只管去安心看病！”我们被三位大娘的热情话语，真诚的态度，感动得流下热泪。那一夜，我们久久不能入睡！这三位大娘对我们太好了！

那时，各家的日子都很艰难。临走前，我拿钱给他们，但三位大娘，坚决拒绝。她们说：“孩子吃不了多少东西，有俺家孩子吃的，就有你家孩子吃的。放心吧，饿不着你的孩子！”这慈母般的语言，多体贴人，多暖人心啊！

简单地过了春节，正月十六，我们将孩子和家交给三位大娘，怀着感激和依依不舍的心情，到淮南看病去了。

我们走后，听说三位大娘作了分工：苏大娘负责照顾我女儿，安排我女儿和她外孙女一起吃住，一起上幼儿园；李大娘负责带我儿子，我儿子和她大孙子一起吃住，一起玩；王大娘负责操持家务，饲养鸡、鸭、狗，浇花和打扫卫生。

我们来到淮南矿工医院，请尹华华医师诊治。尹医师，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经过56天的精心诊断、手术、治疗，爱人很快恢复了健康，于端阳节前两天出院了！我和爱人，怀着喜悦的心情，归心似箭地回到了家。到家一看，我们惊呆了！两个孩子都着上了新装，显得格外精神；两个孩子都长高了，也学乖了，懂事了！鸡、鸭、狗都养得好好的，室内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就连我们心爱的几盆兰花也养得好好的。此情此景，让我们非常感激。

我曾想，我们和三位大娘，一没有乡情，二没有亲情，三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请过吃、送过礼……她们却主动地、无偿地帮助我们，这大概就是太和百姓和善、和睦、真诚的优秀品质吧！

一个世纪过去了，三位大娘也作古多年，但她们慈祥、善良、可亲的身影，我们没有忘，也永远不会忘！

难忘的高中生活

文/束瑞祥

我的高中生活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现在进入了老年，常常回忆起当年的一些往事。现在写下来，留下一些资料，也是对自己心灵的慰藉。

我是1956年夏天考取丹阳县中高中的，分在高一（乙）。班主任白方老师，教我们语文，当时他30多岁，武进人，个头不高，说话干脆，精明能干。高一时，我喜欢上了诗，写过几首小诗，带着怯怯的心情请白老师批阅。他略作批改，在班上表扬了我。老师的器重与表扬，使我在文学的道路上蹒跚前进，我成了班级黑板报以及校刊的积极投稿人。高中三年打下了我初步的文学基础，并养成了终身与诗歌相伴的习惯。

1958年1月，寒假即将来临，有同学建议：寒假一放假就到丹阳东门外的迈村去劳动一个星期。这个倡议很快得到了响应。我们下乡一共六人，五男一女。男生住在一户农民的楼板上，打地铺，地铺下面垫了稻草，晚上点煤油灯。白天留两人轮流做饭，其余的人参加劳动。干的农活主要是挑塘泥积肥，另外种树。农活不重，但对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来说，已经是艰苦的锻炼了。担子压在肩上，红了，肿了，痛了，个个都咬紧牙坚持。种树也不简单，寒风凌厉，挖坑时感到冷风直往怀里钻。印象最深的是赤脚穿草鞋，走到丹阳城里去买菜。刚穿时觉得脚冷，草鞋碍脚，但走了一段路以后，脚暖和了，就觉得草鞋真管用——走在雪地里不滑，而且比较跟脚。

1958年6月，我们班下乡支农。当时我读高二下学期。农村出来的同学，熟练地使用镰刀，麦子割得又快又好。可我们这些“城里娃”连镰刀都不会拿，更不要说割麦子了。有人割破了自己的腿，有人手上磨起了泡，但大家肯学习能吃苦，大多数人学会使用镰刀。没有几天，就把几十亩麦子割完了。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女同学害怕使用镰刀，就跪在地上用手拔麦子，这在同学中成了笑谈。

高中时，我们还进行了勤工俭学的活动。高一，在教室后面的空地上开辟了几块菜地，种了青菜、萝卜等。按小组轮流浇水，从学校后面的大运河里挑水来浇，施肥就用公共厕所里的粪水。大多数同学比较认真，蔬菜长得很好，卖给食堂改善伙食，增加了一点班费收入。

高三下学期我们才真正进入了紧张的复习迎考阶段。我买了很多复习资料，死记硬背。当时心理压力很大，营养又差，大姐离婚带了几个孩子回到娘家，住在我房间外面的走道里，这对我的复习迎考都有些影响。带着紧张、不安以及对未来的憧憬，我迎来了高考。我在高二时，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因此，在填报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现在想想，确实有点自不量力。

难忘的实习老师

文/周丽萍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有位实习老师印象很深，30多年过去了仍难以忘怀。

当时学期中间来了位新老师，他笑容可掬地介绍：“我是将要毕业的中师学生，要到咱们班实习两个月，既是老师，又是朋友，大家不要见外。我姓张，弓长张，拉弓射箭，勇往直前，从今往后要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娱乐，共同进步，欢迎吗？”大家连声鼓掌，整个教室一下子沸腾起来。

小张老师圆脸，白皙，戴眼镜，文质彬彬，知识渊博，能歌善舞。他朗诵诗歌，抑扬顿挫，他讲读课文常常穿插故事和名言警句，同学们都竖着耳朵听，生怕漏过一个字词。

六一儿童节时，每班要出一两个节目，张老师把班内学习生活琐事编成舞蹈搬上舞台，10名男女生穿上鲜艳服饰，在他精心教练下练习，终于夺得舞蹈第一的荣誉。我扮演的是个老妈妈，在田间教学生如何插秧，从脸上表情到每个姿势动作，张老师都给我做示范，使我心领神会。演出时，我博得了全场观众的喝彩。

记得我过生日那天，妈妈做了油炸糕、羊肉片儿汤，我想起张老师，就悄悄将一盘油炸糕送到他办公桌上，写了几句感谢的话。张老师到校后，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一个油糕一颗心，我和老师们分享了，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当老师的就应该全副身心教好学生。老师的话暖在我心里。

后来我上了师范大学，成为一名中学老师，我要像张老师那样，全心全意教好学生，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童言 难忘

文/王继兴

那天正下暴雨，儿媳忽然从云南打电话来：“爸，曈曈的头在幼儿园被砸破流血了，你和妈妈快去看看，把他接回家吧！”

“严重不？”我非常震惊而不安！

“老师说，不大要紧，已做了包扎。你和妈快去看看吧！”她出差在外，闻此一定万分揪心，却又无奈。我可以明显觉察：她怕我们慌里慌张，只好故作平静。越是这样，我越是焦心！于是，我和老伴立即携伞，下楼，打的，急匆匆往幼儿园赶！

曈曈刚刚三周岁多一点，在幼儿园上小班。平时，由他姥姥和姥爷在深圳帮助照看，这段时间姥姥姥爷有事去了上海，我和老伴专程从郑州赶去接班。平日和孙子虽见面较少，却时常有视频交流，也并不显陌生，一见面他总是亲切地呼喊：“爷爷！奶奶！”让我们心里甜滋滋的！

我们到达的次日，***妈便出差到云南去了。早上由他爸爸开车把他送到幼儿园里，并承诺下午仍然由他去接。不料他下午开会，不能正常下班，电话通知我们去接。当我们准时出现在“小二班”教室门口的时候，曈曈不是惊喜地呼喊“爷爷！奶奶！”而是瞥到我们，蓦地刹那惊讶，顿时委屈满脸，瞬间泪水泉涌，一头扑在老师怀里抽泣起来，这让我们倍感意外！莫名甚久，他的潘老师才给我们解释说：“早上，他爸答应下午来接他的，结果来的不是爸爸，而是爷爷奶奶，所以很感委屈。”我们给他解释半天也不行。最后，拨通了手机，让他爸爸直接给他解释，他听了哭着道：“爸爸说话不算数！”直到爸爸给他道了歉，认了错，他才停止抽泣，踟蹰片刻，颇显勉强地跟着我们走了。

我扯着他的手走出幼儿园，低头看了一眼他满脸的泪痕，心头不觉一震！我沉思：“说话算数”一定是幼儿园老师播在他心田里的品格种子，而且已经开始扎根发芽。也许，他还不大懂得“说话算数”里蕴有诚实、践诺、不说谎、不骗人等等更多更丰富的内涵，但是，对于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来说，记住“说话算数”也就够了！我敢说所有的成年人都知道这四个字，但未必人人都能像孩子这样顶真。这，正是孩子的可爱之处！

昨天，曈曈的爸爸奉命出差福建，不想今天就又出了砸头的意外。

我们赶到教室的时候，见小朋友们都在烂漫地玩耍，只有曈曈偎坐在潘老师身边，静静地在听老师的教诲。见到我们，老师微笑着立即拉他起来，将他送到我们身边，非常抱歉地向我们说明，是别的小朋友垒的积木倒了，将他的头砸伤的，已在卫生室做了包扎，不太要紧。不过，三天内不要洗澡，防止感染。

曈曈一直不曾言语。待我们上了出租车，开始往家里返的时候，他虽然微蹙眉宇，轻作咬牙状，依旧不予作声。我细细观察他面部那颇显复杂的表情，看着他头部渗有血迹的纱布，料想他一定在暗暗地忍着，遂问：“曈曈，伤口疼吗？”不料他道：“爷爷，他不是故意的！”显然，他不仅已完全宽容了误伤他的那位小朋友，而且担心我们再去责怪那位小朋友。于是，便将这一准备好的答词咬在嘴边脱口而出。

本来我想尽力安慰他，不料他却在尽力安慰我。说真的，我的心灵当时产生了十分强烈地震撼！顿时，历代诸多圣贤关于宽容、原谅、忍让、豁达、心慈、善良……的论述，被他的一句“他不是故意的”给诠释得明明白白！当然，一个三岁多的孩子，不可能产生那么复杂的思考，肯定是老师的亲切安抚和解说产生的效应！不过，孩子能够浅显地理解，能够愉快地接受，也许对他的一生都会产生作用！

据说，1988年，75名诺贝尔获得者聚集一堂接受记者的访问。记者问：“您在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学到了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一位白发苍苍的学者沉思片刻回答道：“在幼儿园。我在幼儿园里学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要洗手；做错了事情要表示歉意；学习要多思考；要仔细观察大自然……”立即引发出了大家强烈共鸣的热烈掌声！

“童言”难忘。每每忆起那段经历和这段故事，我都想站在中原大地，遥遥面向位居南国的深圳，为那所幼儿园的老师，深深鞠躬表示我深深的敬意……

难忘曾经的那抹记忆

文/宁小华

时间在悄悄的流逝，一晃眼我的人生就走过了34年，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坎坎坷坷；时时在启迪我，启迪我该怎样让我的孩子去走好他们的人生；我想，一个妈妈是每个孩子最好的导航线，就因为我在我需要妈妈指正我错误的时候，而妈妈就撒下我不管了；由此才导致我的人生有太多的斑记，多少年来，我想忘记可它却像一块生了锈的铁，擦之不掉。

从小，我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爸爸妈妈都偏宠我这个女儿，在他们的意识里，我将来是要嫁出去的，在家的时间顶多20年，因此我哥哥都很羡慕我；我哥哥从小什么都帮妈妈做，我呢很笨！除了吃就是玩，在那时候，别人比我小的都会煮饭，而我就是不会。我记得89年妈妈病了，很严重；我好像一下子就懂事多了，我每天学着做饭，每天帮妈妈洗澡，每天和妈妈说好多好多的话；因为我想要妈妈快点好，想要妈妈别抛下我；妈妈呢！也心知肚明，自己的病自己清楚，妈妈天天跟我说，宝贝，妈妈舍不得你们，舍不得她身上掉下的两块肉；我强忍着眼泪跟妈妈说：“妈妈，您会好的，我不会让您离开我们的，我以后会让您过上最好的日子”。我想尽了办法安慰妈妈，每天我都会求菩萨保佑妈妈，只要妈妈能好，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可是，无论我怎样不舍，怎样祈祷；妈妈还是斗不过病魔，在90年抛下她所有的痛和不舍与世长辞。我傻了，为什么人家都有妈妈，而我的妈妈怎么可以说走就走了。

一下子，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没了妈妈我们一家人都承受不了；特别是哥哥在妈妈走的时候，他竟然在外面打暑假工，他从小特别懂事，又很体贴妈妈，聪明、好学，他看见妈妈病了，要好多钱治病，放假了就到外面打暑假工，为了能赚钱给妈妈治病，他竟没会上妈妈临终时的一面；哥哥闻信赶回来时，妈妈已经永远躺下了，永远不能跟她最亲的儿子说话了，永远不能再摸摸她的宝贝儿子的头了，她走了，留下了她的心愿，带走了她的不舍及遗憾。 哥哥整个人都崩溃了，我们兄妹抱着哭做一团，在那时，我们都读懂了妈妈的内心，我们没了妈妈，我们兄妹要坚强，要好好的生存；要对的起死去的妈妈。从那以后，哥哥更加对我好了，他想弥补妈妈给我的好，他比我大4岁，他和我虽是一个妈妈生的，他却出奇的聪明；又很有耐力。我很敬佩他，从小就是，不过他有时也会好凶的，他只要一个眼神，我就乖乖听他的话。记得妈妈死后不久，我呀因烧火做饭烧不燃，他可能是心情不好，从没打我的他竟然打的我哭了，我当时很委屈，也很伤感，要是妈妈在，我会这样吗？不过，我没有怪他，本来也是一点小事都做不了，该打。

慢慢，我们习惯了没有妈妈的生活，哥哥也在外面想尽办法赚钱，我们的生活也随之变化着；哥哥在外面有了很多朋友，这其中有一段故事我一笔带过；说实在的，这是隐情；一段难忘而又不懂事的隐情，我现在都在怀疑，哥哥是否是真的因为我而浪费了他几年的光阴；其实，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受了一段非人的折磨，不过，它给了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情，我想这一辈子我错过了最好的人，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这段隐情我让他生锈，陪着我的人生一同生锈；锈的成了一堆灰，到那时我可能也成了一堆灰。

时光变迁，老天还是蛮关照我，给了我一个好老公；一个爱我疼我的男人，有太多的感慨，若不是没有妈妈在为我们护航，若不是自己年少不懂事，那么我的人生也不会多那么多斑记；这也许就是每个人的宿命，命里注定的，你想逃也逃不了。所以，我现在要对自己说，“我要为我的宝贝护好航，让她们过上美好的未来”。我的人生以走过了一半，只愿在以后的日子平平安安，不求拥有好多金钱，只求与我的家人幸福，平淡的过完此生。

难忘的租房生活

文/文刀

人的命天注定！本来好好的单位，政府一声令下，我的单位就被宣布破产了，将近600万元的资产只卖了138万元，200多名员工一夜之间全部下岗。可后来，有门路的人又被安排到其它单位，有的还调进了行政单位。原以为我是单位的副厂长（国家正式院校分配的干部编制，那时我才30虚岁），下岗后政府还给另行安排工作。可我命苦，政府不仅没有给安排工作，还让我在《解除劳动协议》上签字画押，单位只给了我4100元，而且连养老金都给少交了5年--就这样把我给打发了。从此，我便成了一位名正言顺的“失业人员”.

为了维持生计，我不得已来到包头打工。刚来包头没有住处，只好在亲戚家居住。等找上了稳定的工作，我才把妻子和儿子接了过来，开始了租房居住的生活。

记得2004年刚来包头时，妻子到城区附近租了一间平房，租房费是80元一间（大约20m2）。由于离家太远，老家的家具、摩托车等大件都无法搬来，妻子来时只拿了三套被褥、衣服、做饭的用具和一台冰柜、一台电视，这就算在包头安了第一个家。租的平房里只有一盘大炕和一个水笼头，再无任何东西。妻子把冰柜当作衣柜，把不穿的衣服全部放了进去。炕上找了一些纸箱子铺好，上面垫了一些拉家具的破毛毯，买了一块人造革铺在炕上。被褥全整齐地叠放在炕角，用一张绣了一对鸳鸯戏水的单子盖住，这时，家里才有了些光亮和气色。电视没有放的地方，亲戚给从学校找了两张旧学生桌，上面放上电视，柜坑里放碗筷--这才算把家安顿好了。

我租的平房是一个大杂院，院里一共有十来家住户，全是从外地来的。这些住户有的是做生意的，有的是站桥头打零工的，有的是瓦工，有的是木匠，家家都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都是为了居住而已。妻子每天看管孩子（那时才4岁），在家里做饭。我上班，天不亮时就走了，一直到晚上天黑了才回来。虽然做的是行政工作，但工资才1200元左右。每月下来，除了房租费、水电费以及米、面、油、盐等生活必须的花销外，家里所剩无几，有时到月底开资晚一点，家里就“青荒不接”了。

我家住在这个院里一直风平浪静的，院子里的人也都是受苦人，相处都很融洽。可妻子也是个急性人，看看这日子过的紧巴巴的，自己也想做点小生意，以贴补家用。于是，每天领上孩子到处乱转。有一天发现一间底店要出租，房租费才每月150元，虽然只有18m2大，但里面可以住人，外面可以做生意，这样倒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妻子主意已定，虽然我有点不同意，但家里确实钱紧，也不好说什么了。就这样，我们又搬到了第二个家。

这间底店前面是一条不太宽的马路，前后都是居民小区，里面有假山、喷泉、草坪、活动场地。居住环境倒也很好，而且有许多客源。妻子想了好几天，决定自己做手工莜面（莜面是许多糖尿病人喜欢吃的主食），蒸熟了再卖给这里的居民。主意一定，妻子就开始张落，自己买了一个用油筒做的简易灶子，又买了五节新笼屉、一口铁锅、一块案板、一袋莜面，找了一个纸箱子，我在上面用毛笔写了三个漂亮的大字“卖莜面”,往门外一挂，生意就这样开张了。我每天早早起来，把生火用的木柴劈好，把炭打碎，生着火，烧上水就上班去了。妻子起来，水烧开了，她就开始和面，推莜面窝窝，搓莜面鱼鱼。一做就是一上午。等快到中午时，就开始蒸莜面。莜面蒸好了，买莜面的人就陆续来买了。下午还是如此。由于妻子做的莜面既干净好看，又价格便宜，没过多久，买莜面的人就开始排队来买，妻子每天做多少卖多少，每天都不够卖。生意倒是火起来了，每天也能挣个三四十元，家里总算多了一份收入。可妻子只顾做莜面，儿子可就没人管了，每天自由乱跑，一会碰了头哭回来了，一会找不见了。搞得妻子一看不见儿子，就在门口扯开嗓子大喊儿子的名字，喊上十几声不见，就撒腿跑开了，一边跑一边喊，急得满头大汗，简直快哭了。等把儿子找见了，不由得骂上儿子一阵子，但也把做莜面的生意给耽误了。唉，一个人的生意真是难做啊！时间长了，周围的客户都知道妻子一个人带孩子，还要做莜面不容易，就都操心看着我的孩子。一旦听到妻子喊孩子的名字时，所有人都一起帮着找，很快就找到了。可怜我的儿子，每天在外面玩得像个土耗子，水也喝不上，老上火生病，一病了，妻子的生意也就不能做了。顾客一看见我家的锅灶不冒烟，就都来关心来了，问这问那，其实那都是希望我妻子继续给他们做莜面吃啊！

生意倒是做起来了，可妻子每天累得不成样子。一到晚上安顿好了，就早早地陪儿子睡了。我还得帮她收拾锅灶、用具等。锅灶放在外面还怕贼偷走，我还得把火用水浇灭，等锅灶冷了才搬进家里睡觉。有一天，我想看会儿电视，可看到半夜，不知从哪里窜出一个大老鼠，跳到床上，差点把儿子的脸给咬了。我第二天才发现，老鼠是顺着暖气管从隔壁卖粮油家跑来的。这还了得，如果我也睡着了，不知老鼠会害到什么程度。当天下班后，我就出去买了5张粘鼠板和一根香肠，等妻子睡觉后，把香肠切成小丁，放在粘鼠板上，我还继续看电视。可没过多久，一只老鼠就贼眉鼠眼地出来了，它闻闻这，看看那，很快就到了粘鼠板旁边了。当它闻到香肠时，就迫不及待地跑上去吃，可它哪里知道，一上去就把四只爪子给粘住了，它只吃了一口就意识到危险来临了，可再想后退，已不可能了。于是，它便拼命地挣扎，可越挣扎，粘的越牢，连肚皮上的毛全粘死了。为了逃命，它拼命地用尾巴拍打着地面，嘴里使劲地吱吱叫唤，可没容它再挣扎，我便快速拿起火铲，几下就把它拍死了。一个大老鼠就这样被我给消灭了。我赶紧把死老鼠扔到外面的垃圾筒里，回来又照同样的方法放了一张粘鼠板，放了几粒香肠丁。可没过一个小时，又来了一个，可叹，这个老鼠也同样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就这样，我几乎一夜没睡，一个晚上，我就抓住了5只老鼠，其中2只大的，3只小的，可能是一家子吧，全被我一夜之间给消灭了！等送出最后一只老鼠时，东方已经见亮了。自打那次以后，我家再没有出现过老鼠。

在这间底店里，我们住了两年多时间，可因为妻子做莜面，孩子老出事，马路上车辆又那么多，真怕把孩子给碰伤了。另外，妻子也确实累得厉害，真得不想再让她受这个罪了！正好赶上底店要出售，我们不得已又搬了第三次家。

妻子不做莜面了，为了省钱，又租了一间只有10m2大的小南房（房租费还一个月100元）。这间房除了一盘炕，地面只有4块60cm地板砖，简直就是个睡觉的地方。由于家小，冬天冻，夏天热，尤其到了夏天，南窗户不能开（因为迎街，房东为了住户的安全，就把南窗户钉死了），天热了，只能开门。可到了晚上，妻子和儿子要睡觉了，如果关上门，家里就像蒸笼一样闷热，儿子的头上全是汗水。没办法，我索性把门打开，吊上沙门帘，还可以挡住苍蝇。但沙门帘不严实，不但苍蝇能进来，最可恨的是蚊子全飞进来了，每天都把妻子和儿子叮十来个大包。于是，每天晚上睡觉前，他们俩个人都得在身上涂些“六神”花露水，以防止蚊子叮咬。可家门晚上开着，我当然不能睡觉。于是打开电视好消磨时间，等天凉了再关门睡觉。由于电视在地上的凳子上放着，一打开，电视就有光亮。这时，苍蝇、蚊子就爱到光亮的屏幕上飞来飞去，以为能找到什么好吃的。这下可提醒了我，每天打开电视，我手里就拿一个苍蝇拍子，一看见苍蝇和蚊子，随手就打，每天晚上打死的苍蝇、蚊子不计其数。最多的一次，我数了数，一共打死苍蝇25只，蚊子48只，真可谓是战果辉煌呀！

在这个小南房里，虽然房子小了点，但租房费少，我们还勉强住了一年半时间。但我儿子不省心，出去跟小孩子们玩，被别人家的孩子用石头打破了头，流了好多血，可把妻子心痛怀了。当时气急败坏的她，根本没想想自己是个大人，一巴掌把那个孩子打出了鼻血（但很轻微），结果有理做成了没理，两家虽然经了派出所，我儿子伤重，但只能是各看各的伤。打那次出事以后，妻子伤心了，再也不想在那个小南房住了。于是，妻子又到处寻找，终于又租到了第四个“家”.

这家是一个大院子，而且盖成了四层楼房，前面还是二层楼房，一个小院子里租住了40多户人家。南来的，北往的，各种口音，院子里没有安静的时候，就是到了半夜，还有人进进出出，有时还经常发生吵架或打架现象。为了方便，我家住在最底层，里面有一盘大炕，还有厨房和卫生间，与大炕用隔栅分开了，安排的比较合理，也很好居住。地面也有5m2左右的空间，这也是租房以来最合适的一间房了。虽然每月房租费涨到了200元，但住的比较宽敞，比较起来，这还算是租到的最合适的房子了。

由于屋子大，夏天比较凉爽，住得很舒服。但冬天特别冷，一到冬天就得拉好多大块炭，点火炉子取暖。由于炭块大，妻子打不碎，我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劈柴、打碳，准备好一天的用量，用木盒子装好，端进家里，才洗手吃饭。到了晚上快睡觉的时候，为了防止煤气中毒，还得早早把火炉灭了，这样才能安全地睡觉。由于炕上过火，夜里睡觉时再盖好被子，上面再搭上衣服，睡觉就不冷了。但到了第二天穿衣服时，孩子冷的不肯起来穿那冰冷的衣服，非得把衣服放在被窝里温热了才肯穿衣。为了不让孩子早晨受冻，我早早起来，把火炉点着了，家里很快就热了，这时，我才离开家门上班去了，晚上回来再继续劈柴、打炭。

虽然受点苦，但这样的房子住着也算安逸。可日久天长，院子里经常发生流血事件，妻子和儿子一看见打架，就吓得不敢出门。房东虽然一月可收入10000元左右，但抠门的厉害。电费明明每度0.43元，可收我们是1元/度，水费不管吃多少，都按人头收费，每月的费用比实际用量高出好几倍。我们明明住在最底楼，可上面的住户出现下水道堵塞，房东非得上下各家都要收疏通费不可，谁要是不交，就给你到处说坏话；你家一旦出事，他也不好好搭理你。有几家住户看不惯与他争吵，他就说，“有本事你自己买楼房住去，何必要住我的房子？”就这样，住户一气之下搬走了好几家。唉，这就应了那句古话，“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

--住惯了别人的房子，永远都有说不完的伤心事！租了5年房，搬了4次家，这样的日子实在是不想再过了！于是，我与妻子才下定决心，有了自己买房的打算。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终于在2009年买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楼房。虽然只有75m2,而且是六楼，但比起那些租来的房子来说，那简直是天堂与地狱的区别啊--最起码，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安乐窝”,再不用打蚊子和老鼠，再不用劈柴、打炭，再不用遭热受冻，再不用操心孩子的安全，再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看房东的脸色了……

文刀于2013年9月25日1:30

难忘一夜

文/李铭

2002年，我在盘锦市兴隆台区一家酒店打工，接到朝阳市文联老师打来的电话。辽宁省文学院要举办首届“新锐”作家班。朝阳市文联推荐我参加学习。“新锐”作家班学习的硬性条件有两个，一是必须要有大专以上文凭；二是必须要在省级以上的纯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作品。

这两条我都不具备，能够参加“新锐”作家班学习的概率小了很多。文联的老师叫我去一次沈阳，带着朝阳市文联的申报材料。以作协派去送材料的名义到文学院，我就多一次争取学习的机会了。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我不知道文学院能不能录取我，一切都是未知数。还有，放弃打工，去学习文学写作，这在我们村简直就是疯子一样的选择。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内心被忐忑不安笼罩着。

下午上的火车，晚上十点多才能到沈阳。我不知道下车以后应该去哪里，我没有多少钱去住宿。

我拎着的袋子里装的是十多年来在报纸上发表的作品。在我邻座的是两个农民工，他们的年龄都在50多岁。那紫褐色的脸庞、刀刻般纵横交错的皱纹，都说明他们曾经饱经风霜。

他们俩一个姓孔，一个姓孟。老孟爱说，老孔只是点头附和，发言的时候少。老孟看到我在看书，就问我是不是老师。我不好意思起来，告诉他们我也是农民工。我的回答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老孟跟我聊起来，问我为什么抱着一袋子的报纸。我说这些报纸上都有我写的文章，我这次是去报名，想参加学习。老孟上下打量我一下，说：“哎呀，兄弟，你是能人啊！”老孔也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开始关注我。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在社会基层打拼了十多年，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表扬。我生怕周围的人听到他们的话。老孟问这问那，我不好意思地小声回答他。得知我十多年来一边卖菜或者在建筑队做农民工，一边又坚持写作，他俩更加佩服我。几个小时的慢车，让我们慢慢熟悉起来。

老孔和老孟的家在北票泉巨永乡存珠营子，每年农闲的时候，两个人就结伴出来打工。他们没有什么手艺，都是到建筑队做力工。我外出打工都是事先联系好了地方再去，老孟和老孔厉害，他们随遇而安。背着简单的行李就出发。这次到沈阳，也是现找工地。我问他们找不到活干怎么办？老孟哈哈一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听了老孟的话以后，内心震动了一下。

像我们这样的农民工，哪里有那么稳妥、有把握的机遇，凡事都要靠自己去闯荡。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话，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我选择了文学之路，我不会犹豫，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老孟和老孔看出我是第一次坐火车出这么远的门。老孟说：“没事，下车你就跟着我们，咱们今天晚上一起找个便宜的店住下。你自己不行，别碰上骗子。”

我心里一下子就亮堂了。我带的钱不多，住不起宾馆，外面的小旅店我还不敢去住。原计划是要在沈阳北站候车大厅熬过一夜。

晚上十点多，火车到了沈阳北站。走出车站，马上被一群手里拿着牌子的人围住。这群人以中年女性居多，我心里慌得不行。老孟和老孔嘱咐我不用说话，他们俩很自如地跟这些人搭话。很快就和一个人讲好了地方。

那个人带着我们曲里拐弯地走过几条街，进了一家小旅店。四人间，15元一晚上，这个价位让我很惊喜。有热水，有电视，这些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晚上不用蹲候车大厅了。老板推门问我们吃饭吗？我们都摇头。

老孟和老孔随身带着干粮，我肚子虽然也饿，但是挺着。老孟给我一块干粮，是大饼干。我躺在简易的床上再次翻看那些资料，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的担忧和不安少了很多。我在想，老孟和老孔都不担心明天能否找到活干，我怕什么呢？文学院要是不收我，我就再次回酒店做保安，继续写作，继续追逐我的文学梦……

早上起来，老孔和老孟洗漱。我没带毛巾和牙刷，胡乱洗了把脸。

老孟说：“兄弟，吃完饭咱们就分头走了，我们把你送到公交车站。”

我忙不迭地感谢他们俩。

老孔说：“兄弟，你这个能人将来肯定差不了。本来昨天晚上我俩是要住10元钱一晚的店。老孟说怕委屈了你，就住了15元钱的……”

为了感谢他们俩，我想请他俩吃早餐。撕扯了好一会儿，引得不少人看热闹，到底也没有叫我来买单。

在北站的公交车站，我要坐的那辆车迎面过来了。老孟和老孔赶紧推我上去。我们没有来得及告别，公交车就拉着我启动了。透过车窗，我看到春风中老孟和老孔背着简单的行李卷向远方走去。

我没有忍住自己的眼泪……

2002年到2020年，18年过去了，我成了一名作家。在茫茫人海中，我和老孔、老孟有了一段短暂的交集。有时翻开自己的手机通信录，打开自己的微信，跳出很多人的名字来，而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他们是谁，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加的微信、留存的手机号码。

有些人即使你留下了电话号码和联系方式，其实什么也没有记住。而有些人，这辈子只与你擦肩而过，却足以永远留存在你的记忆中。

难忘的知青生活

文/王先奎

1975年早春二月的黄昏，告别了知青生活，我留下了对青年点（知青集中居住点）的最后一瞥。知青生活是短暂的，但却在我生命之树上刻下了两道清晰的年轮。

我下乡的地方是一个不到四十户人家的小山村，离公社驻地场镇很近。倚山傍水，鸟语花香。现在，每当想起那段清悠、恬静的田园生活，很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可在当时，压根儿都没有丝丝儿诗情画意般的浪漫。1973年，刚满16周岁的我初中毕业。由于家中子女多，家境贫寒，父母再也无力供我继续读书了。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时任我班主任的郭俊淑老师多次登门游说我父母，说我是块读书的好料，切不可耽误了我的大好前程。父母虽然被郭老师一番肺腑之言打动了，说服了，可严竣的现实，也仍然只有让郭老师一次次带着无奈和遗憾走出了我的家门。看着父母那深深的内疚和一脸的无助，我毅然向公社革委会提出申请，主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任五宝公社革委会主任的陈湘凡异常感动，他正为打不开局面，完不成县、区两级下达的知青下乡任务而着急。接到我的申请，他立即向正在五宝筹备召开春耕生产誓师动员大会的区革委领导作了汇报。区革委领导当场决定，亲自安排以我为首的七个知青在全区四级干部参加的春耕生产动员誓师大会上代表全区知青宣读决心书，表示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同甘苦共患难。宣读完决心书，我们背着崭新的铺盖卷兴致勃勃奔赴各自插队的地方落户了。

严峻的现实像一阵凛冽的寒风吹凉了我们青春的激情。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整日里为8分工日而劳作（刚开始由于年龄小个头矮，不能与生产队的壮年男劳动力同工，更不能同酬拿10分工日，只能分配在妇女组与老太太、大姑娘、小媳妇一起干诸如锄草、施肥、积肥、松土、铲田坎、挥镰割谷、收小麦等轻巧农活儿）。对身边那鬼斧神工的美丽大自然竟然没有一丝丝儿的兴致去欣赏。惟有当年那一件花衣裳、一条花手绢给农家姑娘带来亢奋喜悦的心情，一个小镜子被农家姑娘在河边茅草坪上抛来抛去所带来的狂欢的情景至今令我难忘。美，因贫穷而变得朴素，对美的追求因贫穷而成为一种奢望。

早日返城，告别枯燥、乏味，体力难支的知青生活的企盼，并没有因我们“扎根农村闹革命”的誓言而放弃。每个知青都在做艰辛的努力。1975年，春季征兵给我带来了机遇，我和知青点上的另一个知青一同报了名。也许是爱好绘画，有一点文化和艺术底蕴，而部队又特别需要这类人才的缘故吧，机遇似乎对我特别眷顾。接兵部队的首长亲自带着我在体检场上走走过场就顺利通过了，并拍着我的肩膀让我等着换军装吧。

知青当兵还有着双重的意义，当兵服役可以走出大山，大开视野看世界。服役期满后还可退伍回城安置工作。可那时，当兵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对于当地无亲无故的知青来说，没关系、没门路，要全凭自己的身体素质、文化底蕴和睿智来改变人生。然而，我却生性内向，羞于交际，不善求人。其他条件都具备、身体合格与否且不说，就是身体合格了能否选拔上还是个未知数。在那段时间里，与我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好心人为我指点迷津。在灵与肉的一阵拼搏厮杀之后，我一改往日的内向、腼腆。一有机会，便将接兵首长接到寒舍，让他们参观自己涂满墙壁的八个样板戏里的主要英雄人物画像，加深首长对我的印象。到现在我也难以忘怀那段苦涩而又“不是非常光彩”的经历，每当想起都有一种羞涩一种无奈。

拿到入伍通知书的喜悦心情不必说了。按当时我们知青点上的知青“谁当兵谁参工走，谁请客”的约定，我在生产队预支了30元钱到公社场镇上去买回了酒、菜。在青年点摆了两桌，请他们美美“搓”了一顿。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新兵，在公社集结出发的那个上午，早春的天气依然充满寒意，可公社礼堂却熙熙攘攘，四周洋溢着一股暖流。祝福、叮嘱、道别、哭泣，场面激动而酸楚。当接兵部队的首长吹响了出发的口哨，这时，我才有了一种怅然的感觉。别了，与我相处两载的知青朋友；别了，那个在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小山村。带着我的回忆，带着我的憧憬，我跨入了解放军大学校的门槛，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

也说不清什么原因，四十四年了，祖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那个记忆中贫穷的小山村。然而，那山梁上突兀、孤寂的知青点，清清的小河，那花手绢，那小圆镜，那熟悉的面孔，那接兵首长，那南疆军营……却常常令我魂牵梦萦。

难忘狗娃救命恩

文/菊心

乡下的狗没有名字，它们一生下来就被统一地喊作“唉儿”，所以当“唉儿、唉儿”的声音飘荡在山村的时候，那是主人在喊自己家的狗狗。狗自能辨别出主人的声音，听到主人“唉儿、唉儿”的呼唤声，再远，也会一溜烟儿颠儿颠儿地跑回来。

乡下人满村子喊着“狗娃”的时候，那是在喊狗年生的、名字叫作“狗娃”的人。奶奶说，先前的孩子不好养活，给孩子取个贱名，如狗娃、狗剩、毛妮子、赖蛋儿……

取小名是我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可以说取小名是姓名文化中最平等的习俗了，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担得起一句“贵姓”，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字、号。一些人人皆知的历史人物，如司马相如小名就叫“犬子”。

但这些跟名字贱不贱没关系，只是那时生活条件差，医疗卫生跟不上，生了病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早夭的人多。

五奶奶就叫她的孙子“狗娃”。她家三代单传，五奶奶每天扯着嗓子喊她的“狗娃”，老天爷听见了，“狗娃”健健康康地上学了。上了学的“狗娃”不让奶奶喊他“狗娃”，说同学们都笑话了，要叫学名。

我有个叫“狗娃”的表哥，逢年过节常去走动。“狗娃”表哥其实早已结婚，有了两个比我稍小一些的女儿，但他还是“狗娃”，就连我们小孩子也常常跟着起哄，学着大人叫他“小狗娃”。他也不恼，只是笑笑。

那年过年走亲戚，满地冰封的雪，我跟妹妹和父母走散了，找不到家人，也找不到去“狗娃”表哥家的路。跟着一位同到表哥家村庄走亲戚的奶奶，来到了表哥家的村子。老奶奶家的亲戚问我们要去谁家，我和妹妹年纪小，也说不清表哥家里人的姓名和地址，只知道小名叫“小狗娃”。老奶奶的亲戚可是犯了难，狗年生的小孩子，大多会被大人取个“狗娃”的小名，他们的村子大，有四个“狗娃”。我只记得，我冰冷的小手，被一双温暖的大手握紧拉着，翻沟爬坡，一家挨一家问过去，看看不是这个“狗娃”家，又往下一个“狗娃”家去。找到“狗娃”表哥家时已是下午一点多了，表嫂迎出来，“狗娃”表哥迎出来，看见亲人我终于委屈地大哭起来。

从此，我便与“狗娃”表哥结下了不解之缘，感恩表哥，感恩这个简单易记的名字，让我找到了家……

难忘春节走亲戚

文/潘如年

太和县，在皖北大平原上，地肥物丰，人性宽厚。待人待物，实在热情，恨不得把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亲朋好友。春节期间，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

大年初一上午吃罢饺子，给家里老人拜过年、给周边邻居问过好之后，就开始走亲戚了。一般初一拜至亲长辈，初二走姥姥舅舅家，初三上姨家姑姑家，初四到老岳父家，初五在干娘家过小年，初六以后就不那么讲究了。一般走老亲，老表平辈之间相互走动；有些亲戚多的，过了十五都走不完。又一年了，互相走动走动联络感情，所谓亲情越走越亲嘛！

四十年前走亲戚，大多是提一个"马篮子",里面盛两盒果子，两个馍，几把馓子，上面用个纸盖住，就去了，这些一般都是自己家做的。三十年前，礼品中有酒了，"马篮子"里面有二斤酒，还可能有罐头和方便面。二十年前，不用"马篮子"了，带的礼物都是成品了，鸡蛋呀、米呀、油呀、酒等。现在呢，有车的人家多了，后备箱塞得满满的，到亲戚家随手拿点就行了，亲戚家也没人在乎礼品的贵贱。

到了后，亲戚总是把最好吃的最好喝的拿出来招待客人。过去家中都不富裕，农村做饭都是几个菜放在下面，上面放上馍一起蒸煮。主人拌几个凉菜先喝酒，喝一会再上热菜，等到上甜汤，客人就知道没菜了，会主动说，不喝了上馍吧；吃罢馍，再说会客气话，客人就走了。现在各家都富裕了，菜准备得很多，热菜也多了。

走亲戚喝酒是必须的。敬罢长辈后，平辈之间就开始斗酒了。有些是堂兄弟之间，有些是表兄弟之间，有些是连襟干亲家之间。斗酒的花样很多，农村还流行划拳，两人各伸出右手，喊出的数与两手伸出的手指数相加一致为赢，输者喝酒；划拳喝酒多表现出豪气，声音越大，主人越高兴。有时敬酒是一个人把满桌的酒杯全部邀回来，名曰"一扫光",有时敬给一个人，美其名曰"给你开开会".邀酒的时候，如果本人用一杯酒邀别人两杯酒，一般说法是"拉你的板车";邀别人三杯酒叫"拉三轮";邀别人四杯酒叫"开四轮"等。现在敬酒文明了，一般是碰杯，但有的碰着碰着就开始炸雷子。直到长辈或者家里人说喝多了，不能再"炸"了才结束。

现在交通工具方便了，可以连续走亲戚了。早晨走过一家亲戚，有时能喝到十点，中午还可以到第二家亲戚那里。到了先喝茶抽烟打牌，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喝酒。客人上来就说，早晨喝多了，你们别灌我。但喝着喝

着就忘了，直到不能再喝了，才依依不舍告别。

第二天仍然重复昨天的故事……转眼间，春节假期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