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

庄子在《逍遥游》一文中，写过两种鸟。一种是鲲鹏，能“抟扶摇直上九万里”，振翅高飞，可一下子从北海飞到南海；另一类是斑鸠，决然飞起，有时连一棵树的树顶都飞不到，飞来飞去，也只能在一棵树和另一棵树之间徘徊，不会飞得更远。

前者，抵达的高而远；后者，则抵达的低而近。这，呈现着两种不同的抵达。

抵达，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过程。

很多时候，能否抵达，是受自身条件限制的。斑鸠自不能跟鲲鹏比，鲲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有巨大的翅膀，它翅膀扇动，能生发出“九万里的风”，所以，它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斑鸠呢？小小的翅膀，扇动起来，也仅仅是“微风生焉”，这似乎就注定了，它只能飞得低而近。

于人，能否抵达，是要量力而行的。既不能目光短浅，亦不可好高骛远。

能否抵达，还取决于周遭的环境因素。

人，是社会的产物；个体，是很难离开群体而存在的；个体，永远是群体中的个体。

《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有一句话：“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借力”，就是借助外部因素；抵达，是需要“借力”的。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是能凭一己之力所能做到的，你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甚至要借助团队的力量。而能否处理好你与周围人的关系、你与社会的关系，就直接决定着你能否抵达。

有一种因素，更深刻地决定着“抵达”。

那就是“目标”，或者叫“理想”。理想，不仅决定着你抵达的高度和距离，更成为你能否抵达的动力。有一句话说：“心有多高，天就有多高。”你只有心中想得“高”了，才会拥有自己更高远的天空。所以说，人是不能没有“理想”的，而美好可行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成为一个人能否“抵达”的决定性因素。理想不是妄想，理想是可行的，因此，理想不会成为“好高骛远”的代名词。

有了理想，衡量好自身的条件，充分利用环境因素，再加上自己的不懈奋斗，“抵达”，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抵达”，是形而上的。

例如，心灵的抵达，思想高度的抵达，哲学的抵达。

有一句话说：“心深似海。”那似乎意味着，一个人的心灵，具有“深不可测性”。确然如此，不仅“深不可测”，而且，还可能“变化莫测”。因此，要抵达一个人的心灵，就需要心与心的交换，用你的真诚，换取别人的真诚；诚心以待，才能达成“沟通”，才能“心心相印”。庶几“抵达”心灵乎？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生命虽然简单，但不能没有“思想”。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在一生中，必然得“抵达”一定的思想高度。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需要读书，需要历练，更需要思考……这也是一个兀兀终生的事情；在持之以恒的追求中，才能“抵达”一定的思想高度。

胡适着有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但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人，却不承认他是“哲学家”；后来的“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更是对其大加挞伐，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充其量是“饾饤琐屑的考据”，只不过是他的“考据癖”的呈现。何以如此？原因还是因为胡适没有抵达哲学的“核心”。哲学的核心是什么？是义理，是价值，是理性的思辨。而胡适则“常常不知不觉地把哲学或者哲学史最核心的义理和价值问题，转换成了外缘性的考据问题”。故而，一些人不承认胡适是哲学家，情在理中。

抵达，是难事。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理想的“抵达”；但每一个人，却不能不追求自己的“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