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发展的向度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因政治事件生硬地划分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并不科学，后人终会将它修正；现代诗歌的向度问题，标题写成当代诗，自然也称不上科学，需要声明的是，笔者主要是想谈谈步入21世纪的诗歌发展。

回顾建国60年的中国新诗，稍前的诗歌害着精神的疾患，执着于政治情结，一直盛行政治工具性的诗风，颂歌成为诗歌的主流，与诗歌的本体建设渐行渐远。为迎合那个特殊的时代，有过声势浩大的各地赛诗会，目不识丁的老太太一天也能写出十多首“诗”，但那个时代的诗现在大家连一首也记不住了。当颂诗式微，商业的大潮滚滚涌来，云谲波诡的时候，“饿死诗人”，这群最不能挣出稿费的人，卖身求保，已被逼得脱下了裤子，沈浩波曾言要“左手开奔驰，右手写好诗”，这大概是诗人最难实现的一个愿望。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民经商，30年间淹没了多少诗人，无人统计。经济的转型带来的是工业时代的荒诞和虚无，带来的文化转型使新诗艺术探索的路向选择更为迷茫，今天的人们是在用实用的、世俗的眼光看待诗歌这种非实用、心灵性的东西，诗歌的发展进入低谷，以精神探索为己任的诗歌已经被抛到了社会的边缘，已是不争的事实。

21世纪以后的诗歌创作，越发变得消解理想、亵渎崇高，不是净化提升精神境界，而是以反艺术、反现实企图建造独立于现实之外的乌托邦，“非非主义”甚至提出了非诗化的主张，其结果很大程度上走向了虚无，既缺乏根基又迷失方向。著名的盘峰论剑——“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上，后朦胧诗人提倡的“知识分子写作”跟第三代诗人标榜的“民间写作”发生了剧烈冲突，势同水火，诗写作隐喻还是口语、庙堂还是民间、高蹈还是粗鄙等诸多诗歌主张论争激烈。当时观念的分歧，尤其是情绪化、人际关系等非诗歌因素的介入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公然对立，使得原先在表面上和平共处的诗坛，在内部发生了一次“大裂变”，裂变为知识分子阵营及民间阵营对垒的局面。这种人为的阵营分化，使得诗歌的意向、语汇和叙述开始退化，诗歌作为艺术的审美特性正在减弱，一些成名诗人的诗作成了观念的演绎，匮乏内在诗质；末流的诗人更是趋于无聊，洋洋洒洒几大本的个人诗集，好诗有几首、到底有没有呢？更有标新立异之诗人，效法杨雄“以艰深之辞，传浅近之理”，编造词语，故弄玄虚，“对词语冒险的兴趣，显然大于对观念本身的兴趣。①” 词语没有取向，为任何人服务，需要警醒的是相当一批诗人在搞“私人化写作”，使诗歌沦为生命的琐屑化，玩弄词语，近乎自慰。

大多的诗人不喜欢沉默，他们犹如西风里大面积蔓延的茅草，都标榜着先锋和前卫。诗人有别于其他的作家，他在诗里塑造的是他自己，辉映的是他个人心灵的折光。新诗发展即将百年，她一出世就受国外的影响过多，过于轻视了祖宗，从几千年的古典诗歌语境中学到的东西太少，一味从西方横向移植、邯郸学步，到今天诗歌标准业已丧失，不同向度的诗探索都说不上成功（也许不仅仅是诗歌，自“五四”运动与古典语境割裂开后，中国文学已经丢失了几千年的语言传承），以致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读不懂诗，“快感写作”标新为时尚，不在少数的读者认为诗歌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一切皆流”。当时光步入21世纪，中国当代诗，这个用汉字创造的艺术品，理性的内容应该高于感性的形式，应该有更多的本土色彩，应该成为民族的诗，在纵向传统的继承上寻求突破，把西方的后现代照搬过来并视为圭臬，否定中国新诗的好的传统，一味地不加分析地去反叛是悖谬的，那些屈服于词语、屈服于意象的诗歌，真的需要变一变了，必须要在自身的艺术反思中找到新的出路。

①、钟鸣《海神的一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