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之叹

乡音是一个人出生地的地理文化胎记，是乡土文化的重要表征。

历史上，因仕宦、游学、经商而客居他乡的人何其多也！我敢肯定，除了少数移民定居他乡而被异乡的乡音同化之外，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会背叛自己的乡音。有诗为证：“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现当代有很多伟人、作家发言讲话无不打着乡音的印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讲话不是带着湖南味吗？邓小平南巡讲话不是带着四川味吗？贾平凹在央视品牌栏目《朗读者》讲话带着浓郁的陕西味吗？

我并不认为乡音是个坏东西，虽然她带给我很多不快的经历。

我生长于乡野，没上过幼儿园，村里人说话全都是一口纯正地道的方言。大家把“今天”说成“即门”，把“晚上”说成“轰航”，把“怎么样”说成“咋州列”，把“棉花”说成“娘火”……不说语音语调，光这些词汇就够外地人喝一壶的了。

从小学到初中接触的老师都清一色地讲方言，所以直到初中毕业不知普通话为何物。刚入高一，听语文老师李晓东讲普通话，新鲜惊奇得不得了。他的音色也美，语调柔和，发音标准，吐字清晰。记得第一课他给我们讲《荷塘月色》，美音与美文一融合，令人陶醉。可惜这位老师只教了几周就去进修了，此后我又陷入一片汪洋无边的方言大海之中。后来进入师专中文系学习，普通话就是学不好，总带着方言的底色，方言似乎已经融化到我的血液里，刻在了我的骨子里。工作后上课，勉强用普通话讲课，总感觉跟翻译外文似的，也没问学生听了是什么感受。回到村里，是绝对不敢说普通话的，否则村里人会笑话你。他们嘴里常常重复一个老掉牙的故事，说村里某某青年参军一年后回家探亲，有人问他：“啥时候回来的？”他说：“昨天晚上回来的。”这个人故意装着没听清，打趣他说：“啥？坐在碗上回来的。”用村里的话，应该说是“夜来轰航回来的”。我庆幸自己知道了这个故事，加了小心，才没有成为笑柄。

后来去济南进修，刚下汽车，几个拉脚的人立马围上来，我一张口，一个人立马就说：“你是从阳信来的。”我很惊奇地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了。”他说。是啊，这些人天天在车站转悠，日久天长各地的方言自然能够辨得清。事后，一个朋友关照我说：“出门在外，尽量少说方言，免得受欺侮。”我觉得所言有理，虽然我并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此后乘火车，我会操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与陌生人交谈。问及对方可知我来自何处，均答曰“听不出来”。

在济南进修，印象最深的是晚上同宿舍的人关灯聊天。我想，都是同学，又没出山东，就别装了，说家乡话吧。谁知我一说话，众人马上闭口不言了。混熟后，问及原因，大家都说：“你的一口纯正的家乡话，我们听不懂。”

有了前面的遭遇，去天津读书时，我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跟老师、同学讲普通话，倒也没啥尴尬。为了挣钱补贴一下生活，一次，我去市里一家大型辅导机构试讲，最终还是因为“口音”太重遭拒，颇有点难看。第二次到另一家辅导机构试讲，总结了上一次的教训，有意识地装腔作势，这才顺利过关。后来去一家职业学院上班，开学前还被领导特意关照“有空多学学普通话”。

乡音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最终将我这个挣扎着飞向富有诗意的远方天空的风筝又拽回原处，我没有长时间在外漂泊，很少感受到身处异乡时乡音带给我的亲切与激动，却深深地感受到了乡音带给我的羁绊与束缚。

尽管如此，我仍然深爱着我的乡音，因为她连着我的故土和血脉，连着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连着我的发小和乡里乡亲……当我看到孩子们从幼儿园起开始说普通话，一家人普通话与方言并存，普通话大有一统天下的萌芽时，我深为乡音的没落而忧虑。当讲方言的老一代离世，是不是就是方言衰亡之时？当随着教育的发展，以及各种现代化渠道固执而又快速地提升孩子们的普通话水平时，我真的担心传承了数百年、数千年的乡音会一朝荡然无存。绳子断了，今后人们再拿什么来维系乡情？

去的终归要去，来的终归会来。难道我们所能做的仅是一声叹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