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超脱了时间

八大山人（1626—约1705年），一个王孙，一个和尚，一个疯子，一个画家，一个众说纷纭的人，一个难以确认的人，一个扑朔诡谲的传奇，一个挑战智力的难题。三百五十年来，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极模糊又极清晰、极卑微又极伟岸的身影。

甲申之变，大明王朝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一个曾经高踞在芸芸众生之上的王孙忽然之间跌入万丈深渊，由大明宗室的天潢贵胄，变成了一个国破、君亡、“父随卒……数年，妻、子俱死”、“窜伏山林”的逃亡者。

家国巨变成为贯穿这位逝者一生的无尽之痛。噩梦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在战栗和挣扎的孤恨中走过自己凄楚哀怨的人生。或避祸深山，或遁入空门，竟至在自我压抑中疯狂，自渎自虐，睥睨着一个在他看来面目全非的世界。他最终逃遁于艺术。

八大山人的书画题跋和诗偈中，充满禅理、禅义、禅机，禅门典故、话头、机锋随处可见。他不像其他禅门高僧，以对话或教训的方式阐释自己的禅学观点，而是以此与自己对话，直抒胸襟，成为其人生观的代言。

真正伟大的文化使命的承担者似乎命中注定了与苦难同行。作为大明宗室的后裔，倔强的八大山人终生未仕，拒绝与清政府合作。他用干支和岁时纪年，从来不在自己作品中使用清朝帝王的年号。类似的细节乃是一种独特的人生况味的隐秘抒发。他无力与命运抗争，却又无法克制内心的痛苦。正是这种扭曲的外部世界和扭曲的内心造就了一个伟大的画家，一个将绘画的语言发挥到登峰造极并赋予崭新生命的画家，同时也使他成为一个最难读懂的画家。

八大山人是有自我保护意识的。今天的我们应该庆幸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因为它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保护了中国艺术史最为宝贵的那一部分精华。倘若八大山人也像他的挚友澹雪和尚一样因为“狂大无状”而死于非命，那中国艺术史就不会有他在晚年留下的那些非凡篇章了。

有学者指出，后人对八大山人最大的误会，莫过于给予他的政治定位。这是颇有见地的。

给八大山人以简单的政治定性，甚至推测为直接参与抗清活动的斗士：他削发为僧是一种掩护；他当寺院主持是把寺院变成抗清据点；他在临川住了一年多而“忽发颠狂”走还南昌，是因为胡亦堂胁迫他降清，不得已“佯狂”逃避；他喝醉了酒满脸通红直到眉头……有人甚至以“收集整理”的名义依据上述臆想编造他抗清复明的“民间故事”，诸如此类，都是预先给他设定一个政治角色，再据此加以论证或猜测。这样的主观臆断，其实是一种愚昧。

仅仅从政治行为的角度来理解一个艺术家，太过单薄了。决定了八大山人命运的政治给予他的全部影响已经内化为一种以强烈甚至怪异的姿态表现出来的艺术精神。对八大山人简单化庸俗化的政治色彩上的刻意强化，并不是对八大山人这样一位卓越艺术家的品格的提高。

活跃于清初画坛的四位画僧——石涛、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皆明末遗民。但他们之间的不同是鲜明的：较之石涛作品的精致唯美让人叹为观止，八大山人的作品有一种更强烈、更坦诚的全身心的苦恼、焦灼、挣扎、痴狂，人们可以立即从笔墨、气韵、章法中发现艺术家本人，并且从根本上认识他。同样是背离烟火趣味的贵族气息，石涛温雅，八大山人冷峻。在社会生活上，石涛遍游江湖，名满天下，上朝帝王，下交名流，生活富裕，养尊处优；八大山人囿于一隅，流离于民间，“溷迹尘埃中”，淡泊孤寂，郁郁而终。八大山人没有石涛一些作品里的躁气和媚气，即以笔墨质量而言，有清一代，没有对石涛笔墨精妙的评价。照郑板桥的说法：“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吾扬州。何哉？八大用减笔，而石涛微茸耳。”

性格决定命运。内在冲突的深刻性决定艺术家及其艺术的品质。苦难是艺术家成长的沃土，至少在八大山人身上，是确凿的至理。石涛曾被看作清代最杰出的画家，但随着对八大山人认识的深化，耿介悲情的八大山人当时就被公认位列四大画僧第一。

八大山人常常被一些研究者塑造成一个单纯的愤怒的艺术家，其丰富的艺术世界被诠释为简单的国仇家恨的传达。这样的认识，其实降低了八大山人艺术的价值。八大山人在将自己的价值立场、生活方式和感情状态植入绘画语义系统的同时，其与众不同的绘画语言和符号所表达的文化断裂和文化失语的创伤感远远强过政治上的失落感。人生遭遇的坎坷与文化素养的优越性形成的心灵落差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给八大山人的艺术认识带来无限的丰富性，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他的艺术的特有品位和魅力。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卓越继承者，他不仅强烈地表达了自己，也深刻地表达了他的时代。

对于后人，八大山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空前超凡的艺术。关于八大山人无论有多少争执、异议、不确定，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他超脱了时间。一个不妥协的人创造了不妥协的艺术。

从根本上说，八大山人最终都只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八大山人不仅仅属于政治——尽管他一生都受制于政治，而属于内涵更大的文化；不仅仅属于一个大明王朝——尽管那是他心里永远的痛，而属于整个中国的文明史；不仅仅属于一个朱氏家族——尽管那姓氏对于他永远不可更改，而属于整个人类。